自从2010年开设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的课程以来，邓晓芒教授用授课的内容为形式，逐步形成了一部超过五百万字的十卷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句读》。
按: 截止2017年9月初，邓晓芒老师的十卷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已全部出版，除了「严谨、深入、直译与贯通」的专业翻译理念之外，对哲学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桌精神上的“满汉全席”。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的是，《精神现象学》除了在训练人的思维，黑格尔还通过大量历史文化知识，以此切中人类的生存现实，并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天天面对的这个世界背后的深层运作机理是什么？人如何才能把握到它并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毋庸讳言，黑格尔要比康德难搞、难读，康德旨在“让理想照进现实”，黑格尔却要“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本文邓老师谈到的正是此间差异和他近20年来做句读工作的来龙去脉。文末，他依旧对腐朽学界表示咬牙切齿的痛恨：「到处都是圈子，没有什么学派，只是宗派和帮派」！
赵立庆(以下简称赵)：请您先谈谈治学历程，有哪些事件记忆尤为深刻？
邓晓芒(以下简称邓)：当然是最开始决定学习理论和哲学的时候，以我的初中学历，这是根本不沾边的事。
那是1969年，我21岁，已经当过五年下放知青了，当时对人生、政治运动和国家前途感到极端的困惑，决心提高自己看问题的水平。最初我找来一本最薄的理论小册子，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每个字都认得，每句话都看得通，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只好反复地看，一段一段地记笔记，把每一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最后可以和知青朋友们把这本书的内容讲来——这时我觉得自己终于懂了。这是我读懂的第一本理论书，我都写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这篇文章中了，网上可查到。
赵：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课程持续了9个学期共145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此之前，您已经完成了康德几部重要著作的句读或解读，请问这两项工作之间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邓：我曾经说过，康德哲学是中国人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夏令营”，他留给后人的问题是最多也最有价值的，要搞清这些问题，甚至要进入到这些问题，没有那种被康德提升到了“纯粹理性”层次上来的思辨能力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但黑格尔完全不同，《精神现象学》不是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教养”。康德的著作不一定需要对整个西方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也可以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后来的《哲学百科全书》则不行，必须有相当的准备和广博的知识面，或者说，这些著作能够把人的思想极大地扩展到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既训练人的思维，同时也将这种锐利的思维运用于现实生活。这是康德的著作所不具备的，康德不管现实，只是培养人的理想，告诉人应当做什么。黑格尔则告诉我们，你所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发现它的本质规律。读黑格尔的书更需要哲学史的知识和一般历史文化知识。
赵：您为什么选择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句读？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为什么首先选取《精神现象学》进行句读？
邓：《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成熟期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曾说它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后来的《哲学百科全书》中的每个环节在它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来源，而且尚未受到逻辑范畴的严格规范，具有一种比较自然的关系。可以说，不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不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这部著作又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难读懂的，不但中国人读不懂，外国人也很少有人读懂，一般都是从里面挑出几段话来加以解释和任意的发挥，而像这样逐字逐句的系统解释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在我心目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一些基本著作)是帮助中国人的思维上一个台阶的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则是帮助我们在这一台阶上登顶的书」，两者都是中国人进入到现代学术界极其需要弄通的，否则你在国际上根木没有发言权。
赵：句读课程是面向怎样的听众的？如何协调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
邓：一般我的句读课都是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课，但课堂永远是开放的，准都可以进来找个位子坐下来听，有事也可以随时走人。本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通常只有十几二十人，但课堂里经常有七、八十人，其他都是来“蹭课”的，有兴趣浓厚的本科生，有外系的或外校的学生，甚至还有社会上的从业人员。有时还有每周从外地赶来，听完课义赶火车回去的。
我常常对听众说，你不需要听完整，只听其中一段也行；甚至也不需要完全听懂，重在听的过程，就是你看我怎么把一段一段“天书”一般的文字变成“人话”，听得多了，你今后也许就学会了如何理解西方经典哲学著作的方法，而不至于对那些翻译过来的句子望而生畏。所以我的课堂上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能力，就像一个武馆，可以让人打磨武功，即提高思维层次。因此我这里主要不是告诉学生一些现成的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一种做研究的方法，我曾把我的句读课称之为一种“口头研究”，它甚至具有笔头研究所不具备的长处，就是思想的活泼和灵感的涌现，有些见解和表达方式是坐在书斋里想不出来的。
赵：您是怎样准备每周一讲的句读课程的？是匀速进行，还是会随着原始文本难易程度来调整讲授的节奏，在重点问题上花更多的工夫？
邓：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精神现象学》很少有不困难的地方，对于初接触者来说，几乎步步是障碍、处处是陷阱，偶尔有个别说得明白或举个通俗例子的地方，瞬间又被大量晦涩的思辨淹没了。我每次讲课三小时，平均要准备三天，有时讲得顺畅，可以一次讲四到五个页码，不顺畅时只能讲三页多一点，就是这个进度。所以网上有评论说我的讲课“好无聊”，这恐怕是实情，因为这里头没有什么激情或噱头，只有老老实实地读书，就像你到少林寺去学武，成天就是那么几个动作，一下子是看不出什么成效来的。
赵：陆续出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各分卷总共有数百万字，请问您是采取怎样的原则进行整理的，最终的文稿和现场讲授时的记录相比有了哪些完善？
邓：十卷共有五百多万字，加上最后一个新译本，总字数可能超过六百万。但这还是尽可能压缩了字数的，我的原则是以讲清问题为限，尽量言简意赅，避免哕唆，但要讲清问题，我订下的标准是用十句话解读黑格尔一句话，这是在句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定的标准。但黑格尔这本书更难一些，已经超过这一标准了。至于最终的定稿，那显然比录音记录稿完善多了，我刚才讲了，记录稿属于“口头研究”，自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不足，就是不如笔头研究那样考虑周详，有的地方还无法穿透表层，甚至还有误导。再就是比笔头啰唆得多，一般每次讲课四万多字的记录稿，最后只留得下三万来字。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笔头整理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有的地方差别很大，甚至有大段重写。所以最后成稿是口头和笔头各自的优势的一个结合，在对文本的解读上，应当以最后成书的文字为准。有的同学喜欢听录音而不喜欢纸质阅读，那我建议至少也要放一本书在跟前，必要时对照一下，免得以讹传讹。
赵：您这次句读课程，是一边授课一边刷新原有的翻译，提供全新的译文，而句读康德时是先有全新的翻译再进行课堂讲授的。请问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安排？可以介绍一下基于这次句读的《精神现象学》全新译本吗？
邓：当然很不相同，康德的句读是先有了译本，翻译的时候本来并没有考虑要句读，后来出于教学的需要而搞起了句读；黑格尔的书则是本来没打算重新翻译，最初想利用贺麟先生和王玖兴先生现成的译本来讲解，顶多做点小改动，但没想到越讲越觉得老译本不适用，改动越来越多，到第一卷讲导论讲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才下决心重译，后面的就完全是按照重译的标准来讲和修改译文了。现在这个新译本已经完成并交稿了，叫作《精神现象学(句读本)》，这个译本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对术语要求尽可能严格和统一，后面有大量的德汉术语索引，比贺、王译本(以及后来的先刚译本)的多一倍，实在不能统一，有一词两译和多译的都要注明。
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哲学以往都不重视这一点，译名太随意，也不统一，索引很少甚至没有，有的是自己不做索引，只把英译本中现成的索引直接转为中文了事。这种做法对其他哲学家问题还不算很大，但对于像德国古典哲学这样严密的哲学体系，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要搞一个能够直接用来做研究的译本，翻译质量应该超过现有的英译本。在“信、达、雅”中，我首重“信”，其次是“达”(文句的流畅)，至于“雅”则不特别追求，我认为作为哲学翻译，只要有信和达，雅就自然也在其中了。
赵：在《精神现象学》句读的绪论中，您曾提到句读与考据式的研究有所不同，两者都是需要的，其中句读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请问除此之外，句读的专业价值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邓：考据不等于理解，而只是为理解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可信的基础，以免出错。句读的作用主要是理解，而且做得好的话，是最贴近的零距离的理解。而在黑格尔哲学方面，最缺乏的不是考据，而是理解。黑格尔在世的时候曾说：只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但紧接着又说：就连他也不理解我。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能够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死绝了。后来虽然还有过新黑格尔主义的短暂的复兴，但马上就衰落了，都没来得及对黑格尔作深入的研究。
现在看来，真正能够理解黑格尔的还是马克思，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写出自己计划中的辩证法小册子，他的观点散见于各处。现在各个不同的哲学流派，像存在主义、现象学、后现代、政治哲学、新左派等等，都试图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一点灵感，但都没有心思去对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作一种全面的再审视。所以在今天，把黑格尔著作中那些尚未被人们关注的思想宝藏从深处挖掘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整个西方文化都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并具备至少和黑格尔同样层次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我的句读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尝试。
赵：比起考据式的研究，句读的方式更加开放，对非专业人士也显得更加友好。请问这类听众或读者应当怎样从您的句读中汲取营养？句读拥有哪些的社会效应？
邓：比如说，在校大学生和非专业人士一般都是从哲学史的教科书来了解各个哲学家的，然而你读哲学史，那上面也讲康德，也讲黑格尔，那都是最粗略的理解，知道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些想法，对一般读者来说也就够了。但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必须进一步看些专业文章和专家解读的专著；然而这些文章和专著虽然也引经据典，毕竟带有主观性，只是对某一方面的理解，常常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地方就引证，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地方就抛开不管。
所以有些教了多少年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师，概论式地大而化之都可以谈，而一些专家在自己关注的某个问题上甚至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把康德或者黑格尔的任意一句话或一段话拿来让他解释，他可能就解释不了。
从这样的课堂上下来的学生，要他自己拿一本康德或黑格尔的书来读，仍然读不懂。我的句读则是我的“全息教学法”的产物，即把每句话都放在整个哲学体系中来理解，不但告诉你他说了什么，而且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就给人提供了一种读书方法，不光“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我在网上的讲课视频就有这个作用，所以听的人非常多。当然，十卷本也许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来置备的，但可以让图书馆买几套，谁读到黑格尔某句话不懂了，可以像查字典一样去查一下，就不必去问老师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那就太方便了。
赵：请问在完成《精神现象学》句读的整理之后，您接下来的研究是向哪个方面更进一步，是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现象学》以及黑格尔哲学，还是更广泛地选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进行句读，或是创造性地提出您自己的哲学观点和体系？
邓：我这个国家重大项目中还有一项没有完成，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句读，已经有录音资料和初步的整理，就差最后整理成文了，今年下半年就是干这事。再接下来，就是计划中的《自否定哲学》，系统阐明我自己的哲学观点。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前人的观点，主要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但有我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在胡塞尔现象学以及当代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些观点的一种新的阐发。
赵：现在的哲学界，似乎是各说各话，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间缺乏对话，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邓：缺乏对话是由于这三种哲学都没有把自己当“哲学”，而只把自己看作一门“学科”。我们经常讲到这三个“学科”怎么样，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以前武汉大学哲学系还提出过“一体两翼”的模式，即马哲为体，中、西为翼。这都是没有把它们当成哲学，而只是当作“专业”或饭碗。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严重，因为要对话就免不了要争论，而一争论就面临着谁砸谁的“饭碗”问题。我一辈子靠它吃饭，你想端掉我的饭碗，我当然跟你没完，要誓死捍卫。所以最后只能搞成一个“和谐社会”，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和和气气，但互不相干。
我恐怕是目前国内唯一真正想在中西马之间促成对话的人，所以有意发起了多次公开的甚至是大规模的中西哲学论战。其实马哲也是西哲，实质上并没有三方，只有两方，就是中西对话，多年来我搞中西比较哲学，并且把这当作我的一切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我甚至认为，将来中国的哲学能够借以立足于世界哲学的根就在于中西比较哲学，这是西方哲学家所做不到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和汉文化。谁能够在中西哲学对话和论战中经受住洗礼，谁就有希望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赵：请您谈谈学界未来的发展，对青年学者的期望？
邓：我曾经说过，未来一百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就是中西哲学比较，在比较中出新意、出思想。为此必须打破传统中西马的学科划分的限制，学会真正的哲学思考。
现在中国哲学界的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这哪里是在搞哲学，只是在拉帮结派而已，到处都是“圈子”，圈子外的人根本进不去，人家也不理你」。一写文章，都是圈内的人互相引证，完全不顾外面的议论。有的人动辄就说自己建立起了一个什么“学派”，但仔细一瞧，没有什么学派，只有宗派和帮派。这些人开口闭口就是“X门弟子”，入门先要拜码头，互相吹捧，一到有事，振臂一呼，大家一起上，“小子鸣鼓而攻之”，谁要胳膊肘往外拐，就要“清理门户”。在这种混浊的学术环境中是不可能看清真正的学术问题之所在的，更谈不上解决什么问题了。
我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是，千万不要向这种腐朽的学术传统低头，不要去借助于这股势力抬升自己的地位，而要老老实实地埋头做学问，靠自己单打独斗坐冷板凳脱颖而出，这才是真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