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44岁。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跟南京政府谈判；二是善后处理西安事变；三是解决西路军的问题。今日主要梳理西安事变之后所作的努力。
张学良长期监禁，东北军群龙无首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26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12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指出：
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 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
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 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 年。1937年1月4日，徒刑被赦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
共产党为争取张学良回归的努力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分析形势：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
1月9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
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沿铁路各县。
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
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
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1月24日，毛泽东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谈到西安事变的后续解决时强调，“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
1月25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苦苦调停
此时，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周恩来正在东北军苦口斡旋之际，南京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
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月27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 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间题。
1月29日，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2月2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枪杀（抗战爆发后，应德田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投降当伪军的还有孙铭九、张学铭等人）。
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2月8日，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接受“乙案”，东北军被分割使用
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
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抗日战争，东北军将士浴血奋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49军、57军和67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5名将军战死前线；51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57军一起挺进鲁南；53军转战冀、豫、鄂、湘，先后参加过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两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之后又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战、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等等，最后还代表国民政府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抗战胜利后，53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在辽沈战役中起义。可以说，53军是东北军唯一一支保存到抗战胜利的部队，也是结局最好的部队。
在抗日战争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阵亡。
东北军打回东北
1937年10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
1942年8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于山东莒南），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
1945年8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洗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
东北军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