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塞亚伯林
本文非原创，主要是摘录。
有些19世纪的思想家，像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没有永恒的真理，有的只是历史的发展，连续的变化；在进化的阶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人类的视域都会改变。
人类现在和过去所追求的超越的价值并不必然都是相容无间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震动很大；这一观念已深植在我的脑海之中。它推翻了我从前以“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 ）为基础的假设；过去我认为，解决生活的核心问题的真正答案、真正目标是不可能有冲突的。
这样看来，再说拉辛是比索福克勒斯更好的诗人，巴赫是一个初级的贝多芬，或者说印象派画家是佛罗伦萨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就太荒唐了。各种文化的价值是不同的，而且也不一定彼此相容。
文明是多元的（它们也有重复的循环，但这并不重要），各自有其独特的模式。
赫尔德则更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并提出每一个社会都有他所谓的引力中心，彼此各不相同。按照他的想法，如果要理解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即英雄传说）或者《圣经》里的诗篇，我们不应该使用18世纪巴黎批评家们的审美标准。
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同的价值可能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文明会有抵触。不同的文化之间，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之间，甚至在你我之间，都有可能是相互抵触的。
我们可以帮助某人摆脱饥饿、穷困或者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可以把某人从奴役或囚禁中解救出来，可以做好事——所有人都会有一种基本的善恶感，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种文化。
然而，所有关于社会的研究都表明，每一种解决方案都造成了新的局面，其中又产生出新的需要和新的问题，又有新的要求。
最后解决的设想，不仅仅是不可实践的，而且，如果我说得对，其中所包含的不同价值，还会彼此冲突，不够圆融。最后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掉了在希特勒的时代这个词组的可怕含义——将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幻觉。
假如真的有人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实现的，那么他们就会以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让人类从此获得永远的公平、快乐、创造力、和谐美满，还有什么样的代价可以说太高呢？为了制作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的信念，波尔布特更是如此。既然我知道的是通向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我就知道怎么来驾驶人类这辆大篷车；而且，为了到达目的地，既然你不懂我所知道的东西，你就不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也不行。你断定某一种政策会让你更幸福，更自由，或者给你呼吸的空间，但是我知道你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所有人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如果遇到了因为无知或者因为恶意而做出的抵制，那就必须坚决打击，为了数亿人的永远幸福，成百上千人的毁灭也许是必需的。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呢？谁会拥有知识，却又心甘情愿地把他们自己牺牲掉呢？
如果实现最终和谐的可能性，这一古老的持久不断的信念，只是一种谬误，而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的立场确有合理之处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允许至善也有冲突，尽管有些可以和谐并存，有些却不能——简言之，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践中，一个人都不可能拥有一切；抑或，如果人的创造力所倚赖的是各种各样相互排斥的选择的话：那么，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所追问的，“怎么办”呢？在这么多可能性之间，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为了什么去牺牲，牺牲什么，又该牺牲多少呢？
我认为，明确的答案是找不到的。不过，冲突即便不能避免，却有可能缓和。各种意见可以平衡、折衷：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是每一种意见都有同等的力量，这些讲自由，那些谈平等；有的持尖锐的道德谴责，有的说要理解某种具体的人类处境；有的要完全发挥法律的威力，有的主张保留赦免权；然而，让饥者有食、寒者有衣、病者得治、无家可归者有避难的居所，这虽然不是最终的、绝对的，但是应该优先考虑。
最起码的公共义务，就是要避免极端的痛苦。革命、战争、暗杀，这些极端的手段在人绝望的境地之下，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产生的后果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这种行动能否带来改进，是无法保证的，甚至有时连可靠一点的把握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或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的极端行动可能会冒风险，但是我们始终应该意识到——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许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且，这种手段的后果必然总是让无辜的人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因此，我们不得不参与所谓的公平交易（trade-offs）规则；在具体情况下，种种规则、价值和原则，彼此之间都不得不做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有时候是错误的，不过，我猜想，多数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最值得采纳的办法，可以视为一条基本原则的，就是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以此来防止陷入绝境，或者是做出褊狭的选择——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领域之内，依我们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够完整的理解，这个基本要求值得我们始终努力。此时保持一点谦卑，是很有必要的。
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普遍持有某些价值——无论它们是否彼此冲突，其中，某个社会的某个人，属于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冷酷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追求完美状态是结束流血的药方，即便这是理想主义者一腔赤诚的愿望。过去的伦理学家，再没有比康德更为严谨的了，但是他就曾在启蒙的时刻讲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教条化地信奉某些方案，强迫人们穿上统一的制服，如此做法几乎总是会导向不人道的结果。
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绝对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修复——而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
你是不是要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点太灰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