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太被人留意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厌恶“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到，从米塞斯到罗斯巴德皆对我们一般视为“社会良知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发出过严厉的谴责。其原因说起来也许很简单，在这个学派的成员眼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着“反市场”或“反资本”的倾向，而他们则是清一色的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哈耶克在这方面也不是一个例外，从早期的《科学的反革命》开始 ，到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他都对知识分子有过大量的评论。从这些言论中我们既可看到他针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批判，即他所说的那些“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甚至也针对当代世界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如爱因斯坦、莫诺、罗素、克罗齐和杜威等人。对于前者，他把他们的特点归结为不需要什么专门知识，可以“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对自己所要理解的事务做出判断，也不必表现出丝毫不同寻常的智慧，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播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 而对于后者，他的不满则主要来自这些伟大的头脑在步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时表现出的社会关怀，在认知水平上与他们的巨大声望极不相称。

哈耶克本人作为一个同样具有深切“社会关怀”的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批判他本人所属的这个团体呢？

哈耶克是现代思想家中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最为坚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个人自由权利的存在与否，不但从经济学或效率的意义上，而且从伦理学和人本主义的意义上，视为一个社会是否“健全”（decent）的基本标志。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立场，我们从他的全部著作中也可随时随处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虑，他认为由于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在大众中广为传播，个人自由的价值遇到了严重威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所面对的最可怕的危险。

与许多批评者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他很少考虑到政治领袖，即某个“具有超凡魅力型人物”在集权主义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一般而言，他总是把集权主义体制视为一种集体选择的产物。他并不主张少数独裁者可以决定一国人民的制度取向，而是认为影响着这种选择的只能是一些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因此观念的普及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分析希特勒政权时，就反复申明，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并非希特勒及其一小撮人所为，而是当时遍布于欧洲而不仅限于德国的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之产物。

在哈耶克的一生中，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思想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他在青年时代从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向以门格尔和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转变，此一转变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经济学家的基础。 第二次转变则是发生在1930年代末，彼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已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被人视为“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 这使哈耶克在经济学的学术圈内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

但是，此时的哈耶克并未因自身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药方可拯救西方社会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大概也正是这种身处孤寂依然不甘放弃的坚韧品格，促使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领域的现象。他最初踏上经济学研究道路时提出的那个纯粹认识论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说，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这时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哈耶克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他依然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正是这项旨在传播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研究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

哈耶克思想发展中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哈耶克这些言论中，第一次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不但认为观念传播对于决定社会政治形态具有巨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他的这种认识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放弃，我们在二十多年后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可以读到：“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本人认为：哈耶克早在学生时代就成为米塞斯的信徒，一直在批判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社会于危难之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二战前就形成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19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出台的凯恩斯主义，更促使他认识到公知们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反市场、反资本）观念的危害性，进而坚定了传播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社会发展的信念。但是我的疑惑还在于：市场主导社会发展不等于市场决定一切！很多现实的贫困问题是市场经济一时解决不了的。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政府干预就是可用的政策工具】

资料来源：《冯克利：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哈耶克的知识分子批判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