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丁刚到上海的时候，第一个和丁丁发生冲突的人物就是吉布森。这个吉布森是本集中一个重要人物，多次给丁丁使绊子，和戴森、平野、拉斯泰波波罗斯沆瀣一气。虽然他后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丁丁系列后面的故事中也没有再次出现，但是不难看出，埃尔热借这样一个人物，揭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丑恶行为。老领导华莱士神父看到这么政治正确的画面，应该觉得孺子可教。

（从墙上的字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华界）

（随后吉布森进了一家“欧美俱乐部”，见到了公共租界警察头子戴森。这明显是在公共租界内）

（再来看吉布森的名片，地址是外滩53号）

吉布森是“美中钢铁公司”的董事，办公地址在外滩53号。这个地址中文版翻译的不对，外滩翻成了“沿江路”，上海人看了会笑趴。但是民国时期外滩是没有53号的，外滩的地址当时最远到52号。这是埃尔热和大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告诉他这个信息的人，必是张充仁无疑。外滩当时属于英美公共租界。

而平野松成这个老鬼子，家住在静安路，也属于公共租界。《蓝莲花》风靡全球，原因之一就在于故事情节设计得精巧复杂，而又逻辑严密。而今天我们细细推敲，故事之所以精彩，其实“租界”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丁丁和戴森，虽是仇敌，其实却斗而不破，并没有真刀真枪地干，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和租界的特殊性质。丁丁是比利时人，而戴森自己是公共租界的警察局长，公共租界当时实际上承担着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领事保护义务，所以戴森忌惮丁丁的欧洲人身份，不方便直接动刀枪。所以戴森数次针对丁丁实施逮捕，最后也只有想法将他交给日本人了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万国旗”）

所以，我们看到丁丁其实是和英国军队、印度“红头阿三”巡捕、华人警长戴森、美国奸商吉布森、日本间谍平野以及日本上海驻屯军之间进行多方博弈。这是整个故事高潮迭起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清楚理解这个故事，租界是绕不开的话题。或者说，对于任何有关旧上海的故事，都很难绕开租界这个话题。在前面第七章中，我们大致介绍了公共租界的由来和划分。

和大家惯常的印象不同，中国近代租界的产生，固然是洋人以坚船利炮打开清朝大门以后，在华攫取利益的桥头堡，但是作为东道国的清政府，在此事上，也未必那么抗拒。清政府眼中，既然洋人在华居住不可避免，索性划地令其聚居，否则华洋杂处，一则生事端，二则大清国的子民恐怕也会受到洋鬼子的影响煽动，那对朝廷的统治就不是好消息了。于是，租界就在中国近代史上登场了。

租界内，洋人享有治权，司法上享有治外法权。所谓治权，经由各个租借国所设立的行政机构在租界内行使，比如法租界有公董局，英租界和公共租界有工部局，皆相当于行政政府。治外法权即是我们所熟知的外国人犯罪由外国人审判，中国对外人无司法权。其实细究治外法权的由来，首个“被”治外法权的国家恰恰是英国。中世纪时，有大量威尼斯商人在英国经商，其间多有商业纠纷，而英国当时和欧陆相比偏僻落后，商法根本无法处理威尼斯人之间的复杂经济关系，于是只能让威尼斯人自行设立法庭断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上的治外法权。当然，到19世纪时，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经彻底成为赤裸裸的殖民特权。

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笔者经常往来于天津、上海和武汉这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有着一些显著的共同点：都是临河而建，（天津为海河，武汉为长江，上海则是黄浦江）近代史上都是商埠，同样不可避免地都曾经有过租界。而毫无例外地，这三个城市的主要租界，都紧邻着大河大江。这其实是一种炮舰逻辑，即租界应位于列强的炮舰火炮射程之内。列强深知，自己在华并不受欢迎，而且历史上有过如义和团之类针对外国人的武装斗争。一旦陆地上开战，列强的人数不占优势，而火器日益普及，在轻武器上，双方差距不断缩小。所以防卫租界就要严重依赖舰炮。而一旦失利，使用兵舰撤侨也是最安全便捷的途径。平时和平时期，外洋贸易也可在江河码头上装卸货，可谓是最为便捷。所以，沿河建租界，是最明智的做法。而这也造就了日后住在旧租界地区的城市居民的一个特点：不辨东南西北！特别是天津和上海，市民说起道路方向都说前后左右，甚少说东南西北。因为租界道路依河而建，不像北京城那样南北东西走向。久而久之，大家走路只看前后左右，不管东南西北了。这也算是租界遗留的一个趣味后遗症吧！

《蓝莲花》当中，公共租界的英兵和印度巡捕给丁丁带来了很多麻烦。现实中，在炮舰逻辑下，英国人对于自己的租界采取了极为务实的处理态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北伐军兴，军民攻击外人，在九江、汉口、上海和广州都对英租界发生了冲击，希望借大革命之势一举收回租界。而英国人的应对耐人寻味：在汉口和九江，英军稍作抵抗即放弃，任由中国收回租界，而在广州和上海，英军极为强硬，以军舰掩护水兵，大肆屠杀示威的军民。以炮舰逻辑来衡量，其实这种差别政策也不难解释。九江和汉口深入内地，英军人数少补给困难，皇家海军内河舰队吃水浅，吨位和火炮口径都小，真打起来，未必有把握对付北伐革命军，于是断然放弃。而沿海的广州和上海，地理价值更高，外洋舰队火力足，军队可以顺畅得到外部补给，于是立下杀手。

（戴森办公室墙上挂的就是这幅公共租界地图）

在英国人的高超外交手腕和高明的治理水平之下，英租界成为各国在华租界中的佼佼者。其地盘不断扩大，以天津为例，英租界先是吸纳了美租界，之后又扩展到所谓的“推广界”，也就是今天天津著名的“五大道”地区，竟然逐渐成为了天津的政治经济中心。丁丁前往的上海公共租界，说是英美租界合并，其实美国人在海外殖民地和租界问题上，一向三心二意，公共租界实质上就是英租界，英国人代为行使美国和其他列强公民的领事责任。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租界开始了飞速繁荣。一方面，列强利用中国贫弱，加紧掠夺利益；另一方面，随着政局纷乱，大量的下野军阀、政客、满清遗老、暴发富商，纷纷涌入租界买房置地。他们的私财更是存入更有保障的外资银行。这其间的逻辑，大家可以参照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吴先生在他的书中举了长江上中国轮船挂洋旗的例子，这和中国人涌入洋租界有着相同的逻辑。中国人寻求洋人的保护伞，而洋人可以赚中国人的钱。

在这样的畸形发展下，凭借良好的治理和强势的外交，英租界的优势愈发凸显。最为典型的就是天津英租界。天津毗邻北京，英租界又紧靠海河，河对面就是老龙头火车站，交通极为便利。假如你是北洋政府一个下野政客，呆在北京并不安全，而躲进天津租界则可高枕无忧。今后一旦有机会起复，你只需叫一辆出租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北京，继续你的宦海沉浮。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于是英国先是攫取了一块“推广界”，而后先农房地产等一批公司，开发了大量的欧式别墅和公寓，并建设了现代化的街道和公用设施。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批“欧风”房地产项目。比起现在满大街的“香榭丽小站”、“罗马花园”楼盘来说，人家那可是真正的欧式建筑+英式市政服务！

（今日天津五大道上的“先农大院”）

以上看来，英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各种势力的利益结合点，成为了城市政治经济的中心。丁丁同对手的博弈发生在英租界，实在是很合乎情理的情节安排。

丁丁作为比利时记者，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很站得住脚的，因为在他来到上海的1936年，他的祖国比利时在华已经没有租界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比利时并未参战。而事后，比利时见列强纷纷在天津划定租界，于是也派人要求划界。满清估计已经麻木了，也不差这点地方，就在海河边划了一公里地块给了比利时。这块比利时在华的唯一一块小租界地理位置一般，也搞不起什么商业项目，自划界起，比利时人就非常明智地搬进了英租界。在这里，比利时人反而混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比商电灯电车公司”在天津老城厢和火车站之间，修建了七条有轨电车线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比上海英租界还要早两年。而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特别是包括租界和华界在内的路灯照明，都是比商公司承包的。比利时人在自己的租界外赚得是盆满钵满。在巅峰时，电车公司每天回收70万个铜板的车费，天津金融市场上大洋兑铜元的汇率，都要由比利时电车公司厘定。

于是比利时人乐不思蜀，一点也不想回自己的租界去了，甚至领事馆都建在了英租界。与此同时租界地的日常开支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于是租界彻底成了鸡肋。为了止损，比利时人找到国民政府，宣布要将租界归还中国“以示友好”。国民政府当然欣然接受，双方于1927年进行了治权交接，而后比租界改称“天津特别行政区第四区”。比利时人还顺势赖掉了租界的9万多两白银的欠债。这次充满温馨喜感的移交，让两国之间卸掉了历史包袱。于此同时两国远隔万里，又没有现实矛盾，于是不友好都说不过去。丁丁在上海的见义勇为更是锦上添花，让比利时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比利时放弃租界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无论其是否放弃，租界都不会太长久了。就在丁丁离开上海五年以后，列强洋人在租界的好日子也到了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曾经和他们勾结沆瀣一气的日本鬼子对英美宣战，日军开进公共租界，就像犹太人在欧洲被迫戴上的大卫星一样，英法等各国侨民也被迫带上了侮辱性的红袖标，被驱赶去了集中营。到了1943年，英美等盟国宣布废弃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放弃全部租界。日本人迫于舆论，也装模作样将上海的租界“归还”给了汪伪政府。自此，租界在中国，在法理上全部终结了！在这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成果中，当然也有丁丁的一份贡献！

而到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关于《蓝莲花》的解读，也要告一段落了。有关丁丁和中国以及埃尔热和张充仁的故事，会在后面《丁丁与中国》一章中给大家进一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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