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终归有因，若是一件事情发生的莫名其妙，也只能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其原因。在被确诊为抑郁症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why me？”——为什么是我？抛开遗传因素不谈，生活环境、性格特点、原生家庭、教养方式这些原因在这次疾病的发生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为此我查阅了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等等领域的诸多文献。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侧重点各不相同，具体到自身情况更是 难以对应，但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相通的启示。

心理学的观点

抑郁症是困扰人类已久的一种心理障碍，其危害不言自明，关于这种心理疾病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受其危害？等问题目前尚未有学界公认的答案，不同心理学流派站在各自的理论基础上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

精神分析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失落反应，是当事人目前生活中的失落经验，引发了潜藏在潜意识中童年生活失落经验的痛苦，两者交互作用，致使当事人在情绪上陷入了痛苦绝望的困境。那么问题来了：“个人童年生活中的痛苦经验何以在成年后才发作为抑郁症呢？”按精神分析论者对此一问题的解释为：童年生活中的失落痛苦经验，对个体来说，始终未曾遗忘，只是个体为了避免每次回忆时带来痛苦，而依靠意志的力量将其压抑在潜意识中，暂时不做显现罢了。现实中的失落引起了潜意识中隐藏已久的童年的痛苦，新旧痛苦交互作用，使当事人陷入了情绪的低谷。而当事人为了减轻因现实情境中挫折所引起的痛苦，于是在心理上又产生一种防御机制，即把现实中使其失落的外在原因，通过内化归咎于自己。

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一向以学习心理的观点解释人的一切行为上的问题。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揭示的条件作用理论中，在个体学习任何行为习惯时，由强化物所发生的强化作用，是习惯形成的关键。由此，他们认为，个体的抑郁情绪是在生活中学习到的一种消极性的退缩反应，而此种消极性反应是长期缺乏正强化作用所致。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在生活经验中受到的奖励机会极少，而受到惩罚的机会太多，就会对个体以后的生活适应上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因失败的经验太多，成功的经验太少，个体既不能从生活经验中获得快乐，更无从建立自信心与自尊心；其二，因为生活经验中得不到奖励与赞赏，致使个体在行为上，无法经由正强化作用学习到应付困难的能力，而出现所谓“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一种由于不断受到挫折而形成的对人己与对世事的消极绝望心态。

认知论者对习得性无助感在抑郁症的心理作用上，提出两种异于行为主义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将习得的无助感视为抑郁症患者的一种适应生活的态度。惟以习得性无助感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多半只表现在生活中负面的经验。因此，当事人倾向于特别夸大失败后的痛苦，对生活中成功的经验则予以忽视。其另一种解释是，采取动机理论中自我归因论的理念，将抑郁症患者的习得性无助感解释为当事人的不当归因所致。抑郁症患者倾向于采取稳定与内在两个向度，用来作为自己失败的归因解释。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失败倾向采用“以偏概全”的归因取向。也就是，抑郁症患者的自我观念是消极的、悲观的，在生活寻求上是失败主义者。

悲伤逆流成河的时代——社会因素

近几年来，不论是我国，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抑郁症的发病率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不得不让我们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不由让我们心生疑问：“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悲伤逆流成河吗？”显然，抑郁症在当今时代已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社会显现和社会问题，而相比于生物性因素，社会因素也是我们最易发现和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的，因此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极为投入和广泛。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齐头并进、迅速发展的今天，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进行配置，这使得人才、知识与技能进入了“荷兰式拍卖”的程序，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纳入市场体系当中，时刻接受竞价与交换，短期合同带来的不确定感，成为时下普遍的心理焦虑来源。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铁饭碗”与“广泛集体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逐步的被淘汰。如空气般充斥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使我们的大脑不得不时刻紧绷。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信息、文化、生活方式的急速传播。舒瓦尔在1982年提出的与迁移有关的三种转变包括：生理转变，如气候、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1]而如今，在强大的互联网的作用下，每一个人似乎都成了新时代的移民，越来越多的转变与越来越难以适应的新环境，带来了越来越无法承受的压力。

弹性积累及网络科技突破了在固定空间进行工作的限制，但也带来公私不分的工作形态。公事与私事、亲密关系与工作关系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均通过一个小小的屏幕进行处理，过度使用电脑与手机使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加上压力随时可能迎面而来，容易引发抑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调的“竞争力”意味着时间效率化趋势的加剧。[2]雷恩提到，“害羞”、“腼腆”等形容人格特质的词汇，渐渐地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定名且需要治疗的疾病。扭捏、内向、古怪、不善交际等与害羞相关的气质，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成为“社交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障碍”等病征。“害羞”的修辞内涵与其所指彻底地转化了，面对“社交焦虑”这种“疾病”的威胁，人们只能“不再腼腆”。如果你不能“开朗”、“自在”地表现自己，害羞甚至可能成为个体在竞争社会中的极大困扰。

此外，由于竞争力强调时间的效率化，这将促使拖延或慢步调成为病态的或不道德的。“拖延”成为被谴责的行为，是个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3]高效率地运用时间来产生“效能”才是“理性”和“正常”的，而拖延是“不理性”与“不正常”的，且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个体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即使是在休假日，现代人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过，每分每秒依旧被“工作之外”的事填满。资本主义的无尽发展使得个人对成功的追求没有终点，人们要承受不断竞争带来的压力与焦虑。

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个人精神的考验，快速资本化也正在改变甚至解散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家庭。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增强，平等的工作机会使家庭收入不再仅仅依附于男性家庭成员，甚至女性在职场中正超越男性越来越多的担任重要职位因此现代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物质上的依附性减弱甚至消失，家庭关系日益松散。据民政部发布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81.5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8.5万对。这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2004年，我国的粗离婚率仅为1.28‰，2010年突破2‰。到2013年，已经高达2.6‰。家庭不稳定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严重者甚至可能造成孩子人格上的缺失。根据古茜文老师的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家庭变故是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动因之一。[4]除此之外，当年轻一代均奔波于职场中时，便带来了普遍的留守家庭、隔代教养等问题。缺乏父母关爱及老一辈的教养方式也是造成孩子脆弱、敏感、孤独等不良性格的原因之一。性格上的缺陷为日后抑郁症的发生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

被命运选中没资格懵懂——生物性因素

如辩证唯物主义所说：“事物的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除却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抑郁症患者也都有其易于患病的内在生物基础。宋亚静、张兰、殷宏和罗建勋几位学者在研究论述《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和抑郁症的发病、性别、严重程度及自杀行为的相关性》一文中表述到：“在中国汉族人群中,5-HTTLPR多态性和抑郁症相关,S等位基因是抑郁症患病的危险基因,SS基因型人群可能是抑郁症易感人群。S等位基因会增加自杀的危险,携带SS基因型的抑郁症人群是自杀的危险人群,而且携带有该等位基因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更容易自杀。”可见，抑郁症也有自己偏爱的人群。

关于抑郁症发病的生理基础的研究浩如烟海，各种术语也并非我们这些门外汉可以理解，因此在此我也不再过多赘言。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是被命运选中的那10%，我们并非性格不好，也不是喜欢想得太多，更不是不够坚强。相反，正是我们承担了人群中的10%概率，才有其他人健康快乐的生活，即使你不能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也请不要再轻描淡写的说什么“别想太多”了。

[1]萧易忻：《“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社会》，2016年第2期。

[2]萧易忻：《“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社会》，2016年第2期。

[3]Tuckman,bruce and Thomas sexton,1989.”Effects of Relative Feedback

in Overcoming Procrastination on Academic Task.”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ril).LA:New Orleans.

[4]古茜文：《抑郁症发病率有多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619/c1003-251725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