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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是文工团的故事，是刘峰、何小萍的故事。

一百三十五分钟的电影，我感触最深的是：好与坏的错位。

刘峰是那个时代塑造出来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影片开始，刘峰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标兵”。他从北京帮文工团接来了何小萍，耐心地纠正着敬礼动作。与女兵宿舍舍长的嘲讽，刘峰显得是那么的善良。

刘峰就是一个那么平凡的人，他告诫何小萍隐瞒生父的信息，他帮文工团的人捎东西，他自学帮何丁丁修手表，他吃饺子皮，他照顾何小萍的情绪做她的舞伴…就连炊事班的猪丢了，也要喊他去抓。就像文工团的政委所说：“要是没有了刘峰，这些脏活、累活还有谁干！”

刘峰放弃了去军政大学学习的机会，放弃了似锦的前程。帮战友作沙发的那一晚，他情难自禁抱住了林丁丁。或许是因为恰巧碰见的两名战友的那句：你（林丁丁）腐蚀我们的活雷锋同志。林丁丁急于澄清自己的责任，刘峰却被冠以“耍流氓”的帽子。

林丁丁是一个现实的物质女孩，医生、干事可以抱她，刘峰就是不行。如果刘峰去学习了，回来后成为正连，或许这抱就是抱了。可惜，他只是有着“活雷锋”之称的一个大头兵。“他就是不可以，他是活雷锋呀。”林丁丁抽泣地说着。

他就是不可以，他是活雷锋。这句话，让我想到了被阉割的儒家文化，想到了我们所接受的只有正面的教育。

在我们所认知的传统文化里面，好像就是如此，一个好人就应该没有一点污点，我们无法忍受他身上存有的任何瑕疵。“存天理，灭人欲”。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圣人，就应该不食人间烟火，是一切道德准则的化身。

我们所看的一些影像作品，我们在课堂里所上的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只能看到、学到那些主角“伟、光、正”的一面，好像他们从来不会有一丝私心，没做过一点错事。好多影视作品是为了教育，非黑即白的人设真是对我们教育巨大的缺失。

李敖曾说：一个好人只用做一件坏事就会被骂；一个坏人只消做一件好事就会被捧。因为这件事，刘峰成为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所有的好都灰飞烟灭。

又是什么让一些真·道德败坏的人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对一些人做出道德的审判？

保卫处审着刘峰，声色俱厉地要求他交代作风败坏的事实。他们不断地要求刘峰说出作案的细节，那副嘴脸像极了猎奇的变态。他们诱导着刘峰往林丁丁的内衣上交代，刘峰再也无法忍受，和保卫处的同志大打出手。

联防办亦是如此。复员后的刘峰，以送书为生。作为谋生工具的车子，却被联防办扣押。当文工团的门口，贴上了可口可乐的广告，刘峰伸出独臂向联防办的同志递出一条烟，是他对现实的无奈妥协。联防办仍不满意，被告知不在的队长出现在镜头中，开口以规定之名，要一千块。

刘峰气急，声称要看规定。看了规定该交一千，我就交一千。下面的队员同志却以“内部规定，是谁想看就能看的吗？”气焰嚣张的拒绝。我不知道有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让人民群众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些道德恶劣的人却占据着管理的岗位？他们因自己占据的岗位，更像是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为自己的行为争取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保卫处要求刘峰讲述耍流氓的细节也好，联防办让刘峰掏出一千元的罚款也罢，他们是一顶散发着光明的白炽灯。他们的存在本应该除去人间的黑暗，而他们自身的黑暗却让人不忍直视。

那位曾在战场上丢失掉一条胳膊的英雄被他所保护的群众推倒在冰冷的马路上，劣质的假肢被扔到一旁…

我没想到郝淑雯会帮刘峰出头，在刘峰被下放到伐木连，只有何小萍来送他时，我深深为刘峰感到不值。他为文工团做了那么多，他帮助了多少战友…

何小萍在刘峰出事时心死，她对文工团彻底的失望。刚来时，她昂扬地翻着跟头，做着平转。即使摔倒了，还希望站起来继续做。她刚开始是那么的渴望表现，期盼上台。在高原慰问时，何小萍的机会来了，她终于可以上台了，可她再也没了想要上台的欲望。

她装病，却被政委发现。政委并没有声张，反而将她捧到“向何小萍同志”的高度。慰问一结束，何小萍就被处理到了野战医院。我看到了政委的“恶”，一个人的好坏全凭他决定了，巨鹿与垓下竟转换得如此容易。

人生多讽刺呀，战争结束后，曾被文工团下放的两名同志以“战斗英雄”的身份坐在台下享受着文工团的慰问。

人是群居动物，大多数都是从众的。刘峰、何小萍却是不同的，刘峰以“活雷锋”之名隐隐独立于集体之外，何小萍却怎么也融不入集体。刘峰被政委表扬后，引发其他人的开涮哄笑。何小萍因汗臭，导致其他人的嘲笑。他们在这一点大概有其相通之处。

刘峰善待所有人，何小萍却几乎没有被善待过。正是这从未被善待的人，更能体会善良，更能珍惜善良。

世界变了，刘峰、何小萍依旧衣着朴素，去边境看望那些死去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