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19
【原文】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民心归服？”孔子回答说：“举正见弃邪见，则民心归服；举邪见弃正见，则民心不服。”
【注释】
“哀公”，鲁国国君，鲁定公之子，于公元前494年即位。而两年之前，孔子就已经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了。因此孔子与鲁哀公的这一段对话，应当发生于孔子回到鲁国之后。此时，鲁哀公已经即位十多年了，但朝政仍然一如既往地被三桓把持。大概鲁哀公心有不甘，故发此问。在对三桓隐忍了27年之后，鲁哀公终于忍无可忍。公元前468年，哀公想请越国讨伐三桓，但却被三桓攻击。于是先后出逃到卫国、邹国、越国。最后卒于有山氏。
“民服”，此处指民心归服。“民服”的字面意思是使民众服从。民众的服从可能是慑于威权的屈服，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归服。前者信奉暴力出政权，奉行丛林法则，属于天然兽性，无需向人请教。因此，哀公此问当指后者，故译为“民心归服”。
“对曰”，古时用于下位者回答上位者的问话，以示对上位者的尊敬。
“举”，有举起、选用、施行、弘扬等意，可不译。
“错”，意为废弃，如《尚书·微子序》中的“殷既错天命”。
“直”，正见也。“诸直”即各种正见。
“枉”，邪曲也。故引申为“邪见”。“诸妄”即各种邪见。
【评析】
子曰：“为政以德”，这是为政的总原则。那么，“政”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身为三桓之首的鲁国权臣季康子也曾问过孔子。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可见，孔子给季康子的回答，与本章中孔子给哀公“举正见弃邪见”的回答，实在是一脉相承。
季康子接着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个回答又与上面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出一辙。
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其道虽不见用于诸侯，但却也并不算全无所获。在遍历礼崩乐坏的世间乱象之后，孔子彻底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正道之所以不行，皆由于邪见充塞于世。故为政之要务，便在于“举正见而弃邪见”。因此，孔子回鲁之后，便一心修书授徒，以传正见于万世。
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困扰2500年前鲁哀公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现代人。今天所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其实无非是私欲和公义之争。而归根结底，则是正见和邪见之争。
与人类近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伴生而来的，是许许多多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但是“新”并不等于“正”。比如，西方有一句“政治正确”的名言，叫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对于“言论自由”的极端主张，其实很容易被庸俗、邪恶地滥用。煽动仇恨、恐怖、暴力的言论，我们是否也需要誓死捍卫？传播邪知邪见、鼓动偏见堕落的言论，我们是否也需要誓死捍卫？
正是由于对自由主义的滥用，才使得邪知邪见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而破斥邪知邪见反倒成了政治不正确。因此，著名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谓的美国政治危机，看似由于制度层面的缺陷所致，实则在于西方社会的正见日衰、邪见日盛。这其实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局限，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才会把人类未来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东方世界的孔子学说和大乘佛法上。因为它们分别在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层面为人类提供了正见的源泉，满足了人类对于入世和出世的不同精神追求。当然，汤因比博士也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对人类未来文明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因此，汤因比博士给人类未来文明所开具的药方，实际上正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
其实，无论哪种制度，凡是民怨所在之处，皆是邪见当道、正见不昌之处。孔子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实在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