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亦是经典地以弱胜强之战。

袁绍作为官渡之战的失败方，一直被后世所诟病。其官渡期间的表现，与先前大相径庭，其失败之过程亦极具「戏剧化」。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袁绍是否如诸史所载，听信谗言、残害忠良……

官渡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之事……

后世皆是众口一词，抨击袁绍的一意孤行，而推崇沮授、田丰之智慧、品行。但是沮授、田丰究竟为袁绍提出了怎样的策略、奇谋……

其一，‘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

其二，‘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其三，‘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

换言之，田丰、沮授的策略是休养生息，以「持久战」为核心战略、再辅以「游击战」不断袭扰边境。

可谓步步为营，先利于不败之地。然田、沮二人之策略是否真是万无一失……

首先，袁绍之优势在于声望，并以此席卷四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大诸侯，旨在「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此曹操不能比也。但当曹操迎奉天子之后，袁绍的「优越性」则荡然无存。

故而方有「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之载。

袁绍后悔，是感受到天子之威的压制。曹操凭借天子的政治优势，接连收复河南、关中之地，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奉迎天子的优势将愈加明显。

故「持久战」，只会缩短曹操与袁绍之间的潜在差距。

其次，袁绍虽坐拥四州之众，底蕴深厚。但却忽略了曹操同样坐拥兖州、徐州、豫州、司州、关中以及青州部分之地。袁绍不过是胜在冀州富庶、人口密集。

据《武帝纪》载，“初平三年(192)冬，曹操受降青州黄巾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不过自董卓火烧洛阳以来，司州、关中之地惨遭荼毒；豫州经袁术祸乱，民不聊生；而徐州、兖州亦是几经换主，多番摧残。方才形成曹操‘以一敌十’的局面。

因为完全是后勤发展限制了曹操势力的提升，故曹操缺少地恰恰是时间。

然采用「持久战」之方针，袁绍固然能够休养生息，曹操更是得到了珍贵地喘息之机。兖州四战之地，多年征伐未有停歇，此时正可从容地吸收尚未消化的战争成果。稳定内部矛盾、发展民生、扩充军队，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待曹操粮草充足，其结果确是尚未可知。

至于「袭扰边鄙」之策，参考袁、曹二人的优势类比，反而对曹操更加有利。

毕竟曹操虽然在后勤供应、兵员储备皆不如袁绍，但却胜在兵精将广，而袭扰的基础则是精兵强将。此策并非袁绍独占优势，曹操亦可「袭扰边鄙」，最多是互相伤害而已。

且有关官渡之战，正史记载亦多有含糊不清、闪烁其词之处……

众所周知，袁绍麾下八大谋士，除田丰、沮授外，尚有荀谌、许攸、审配、逢纪、辛评、郭图等人。《三国志·袁绍传》亦载，“官渡之战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然通读有关官渡之战之文献，通篇皆是田丰、沮授劝谏之言。

偶尔提及郭图等人，亦尽是谄媚、诬陷之语。

战争过程避重就轻，前因后果避而不谈，对袁绍集团多少带有丑化之意，故而使人不得不心生疑惑，官渡之战背后被隐藏的真相……

后世皆推崇田丰、沮授二人之忠贞，为之叫屈，实则不然。

如若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获胜，史书对田丰、沮授之评价是否依旧如故？作为谋士，二人为主上进言本是忠贞之举。然袁绍既然战略既定，二人则应立刻摆正位置、转换思路。并在已定战略的基础上出谋划策，查缺补漏。

然据《三国志·袁绍传》引注《献帝传》所载，“绍临发，沮授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

战役尚未开始，沮授的态度竟是消极若此。又《资治通鉴》载，沮授尝言「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即公孙瓒是败在法令不明，士卒不精，且被动消极，但是曹操不同。

言外之意，你袁绍能战胜公孙瓒，不是你有实力，而是公孙瓒弱。

且整场战役，沮授皆在坚持「持久战」的观点，不停地向袁绍谏言。换言之，沮授是不停地在袁绍耳边说「你不行」。虽是逆耳忠言，但袁绍怕是无论如何亦要证明一番。

而面对袁绍的暗示，沮授不但未悬崖勒马，转变态度积极配合，反而「甩脸尥蹶」不干了。

客观而论，沮授、田丰的战略更为稳健。但忠臣并不意味着一味地直言上谏，沮、田二人的行为，本质上是在不断地在激化、加剧内部冲突。最终成就的不过是沮、田的个人名誉而已。

袁绍确实在诸多方面不如曹操，从而拉近了二者的势力差距。但依旧一度将曹操逼至绝境……

袁、曹相持，‘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曹操一度欲回守许都。’许攸叛逃至曹操处亦言，‘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

如果未有许攸叛逃之事，曹操恐是败多胜少。其结果怕是与沮授、田丰所言南辕北辙。

然而何以曹操屡屡起死回生……为何袁绍幼子病的适逢其会，孙策遇刺的不偏不倚，而许攸叛逃的正合时宜……曹操能够战胜袁绍、独霸北方，难道凭借的仅是运气哉……

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田丰「谏绍袭太祖后，绍却辞以子疾」。此说法是否有所润色，后世不得而知，但正史确实未有袁绍用兵之载录。

不过所谓 「辞以子疾」 绝非表面如此简单。

据《资治通鉴》载，“建安四年（199）秋八月，操进军黎阳，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分兵驻守官渡……十二月，正式屯兵官渡。”

自勒精兵东征刘备，是在五年（200）正月。而这个时间点，亦是董承密谋起事的时间。

《资治通鉴》载，‘五年正月，董承谋泄……皆夷三族。’董承趁袁、曹交战之机起事，无疑会暗中通联袁绍等诸侯。故其一、袁绍或许是在等待许都消息。其二、袁绍「移檄州群，进军黎阳」是在二月。

此时曹操已然回军官渡，以此推之，曹操击溃刘备所用时间不足月余。因为刘备面对曹军并未抵抗，「出望曹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故袁绍即使南下，短时间内恐亦难以穿透曹操防线。

而且曹操在分兵东征前，不可能不做预案，防备袁绍偷袭。

故采纳田丰之言，虽有些许先手优势，但却并不足以左右双方胜负。可见，史文对此是有所润色的。而在袁绍看来，与其让刘备窃取胜利果实。不如废物利用，用以消耗曹军。

又《先贤行状》载，“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资治通鉴》亦载，‘郭图尝向袁绍谏言「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

田丰、沮授在平复公孙瓒的过程中，已是功勋卓著。

如今如果二人在讨伐曹操，统一北方的战役中再次占据头筹，恐是功高震主。故即使「辞以子疾」为实，亦不过是袁绍推脱之语。因为袁绍是有意不采纳沮授、田丰意见，以图削弱二人在袁绍军中影响。

孙策江东一统，目光则放在了江北之地。

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开凿邗沟，可直通淮河。虽然徐州一马平川，并无天险可守。但在袁、曹交战之际，孙策亦可利用淮泗纵横之利，横插一脚。而曹操迫于北方袁绍之压力，无力东顾。

甚至不得不与孙策合纵连横，共同抵制袁绍，于北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种结果绝对非曹操所愿。遏制孙策的北伐之路势在必行。

故孙策之死绝非偶然，前文已是有过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曹操粮尽卒乏时，曾欲回守许都。然荀彧曾言，‘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荀彧为何会如此笃定，危局必然会发生变化。且生死一线，荀彧绝不会无的放矢。

那么，荀彧必然是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

《三国志·荀彧传》中载，“荀彧曾言：‘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荀彧既知许攸之弱点，又岂会「守株待兔」而不加以利用？！

纵观官渡之战，谋士战略对立，世家相互倾轧，然这诸多原因却与是否采用「持久战」无甚必然关系。反而是背后的阴谋诡计，使得曹操屡屡转危为安。

袁绍虽是‘性矜愎自高’，但为人却是宽厚，荀攸言其‘以宽厚得众心’。

故袁绍缺少枭雄之决断，以致难以驾驭、平衡谋臣、世家间的利益，限制了袁绍的发展纵深……方才被曹操逐步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