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岳麓书院上“于斯为盛，惟楚有才”八个大字是我们湖南人的文化象征与符号。很早以前，河马就知道朱子与岳麓书院颇有渊源。近日，自己与好友行至岳麓山下，便将这个问题探了个究竟，我想这也是一个湖南人的文化寻根之旅。
001朱熹其人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002朱熹与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经历兵燹洗劫，人间沧桑。乾道元年(1165)，湖湘有幸迎来了一位新任湖南安抚使，崇安人名将刘韐裔孙、刘子羽长子、朱熹视为兄长的刘珙。这位出身名门世家的儒学后继甫一到任，第一件大事就是紧锣密鼓主持重建这座用于传播正统、教化学子、已有90年历史的著名学堂。两年后，重建竣工，朱熹访长沙与张栻论学。这次会讲盛况空前，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后人评价“朱张会讲”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名声远播。
绍熙五年(1194)，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长沙，他效仿刘珙，一到任就筹划重整岳麓书院，颁行《书院教条》，书院规制为之一新。经朱熹精心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时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被誉为“潇湘洙泗”。
岳麓书院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位于书院门前的赫曦台，为朱熹晨登麓山顶观日出有感曰“赫曦”，张栻筑台，朱熹题额“赫曦台”。
岳麓书院内有再现朱张会讲场景的“时新”“时习”纪念室，一室塑朱熹、张栻立像，一人握卷于胸前若有所思，一人握笔专注于阅卷;一室塑朱熹、张栻坐像，两位哲人倾身相向形似神似，纵论兴致正浓……像后挂朱熹别长沙时答谢张栻诗的手书放大墨迹：“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岂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浑。勉哉共无斁，此语期相敦。”诗意回顾湘中游程并叙友情、论学，以及对太极的体会。朱熹说过：“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大家襟怀，日月可鉴。
既吞吐岁月风云，也收藏千古风流。步入书院第二门楼，抬头悬匾“名山坛席”，门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讲堂悬挂三块匾额：一为“道南正脉”匾，乾隆九年(1744)御赐，诠释岳麓书院所传播的理学源于杨时理学南传后的正统，朱熹、张栻都是杨时理学的再传弟子，传播的思想是理学正宗;一为“学达性天”匾，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赐武夷精舍，同时颁赠天下学宫，在恩宠武夷精舍的同时，也褒扬了朱子学，意即在此学习理学，可以达到修为学问的最高境界;一为“实事求是”匾，源于《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走出书院大门，两株朱熹手植的香樟树挺拔如盖，郁郁葱葱。如今成为人们缅怀朱子的纪念树，也给参观者许多感悟和怀古的联想。
003何谓“格物致知”
河马对朱子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格物致知论”，但一直以来都是一知半解。经查找后发现，格物致知，其实强调两点，一是格物致知并不是说你仅仅参透这些实在的物质就可以了，而要了解背后的天理，规律；二是“知先行重”的思想，先要注重道德的修养，树立好自我的价值观，然后注重行为的实践。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7]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