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其人》这篇文章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a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为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而准备的演讲稿底稿，1942年在皇家学会俱乐部友人圈子内宣读过。由于二战之故，牛顿三百年祭推迟到了1946年7月15日至19日，其时凯恩斯勋爵已去世，留下的底稿是由其弟杰弗瑞（Geoffrey Keynes）于1946年7月17日在剑桥三一学院宣读的。凯恩斯何时开始对牛顿感兴趣尚不清楚，但他终生致力于牛顿手稿的研读和收藏。他的这篇演讲是牛顿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牛顿的神学和炼金术思想与其数学和物理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在17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牛顿的伟大与超凡。──译者注
当我试图在牛顿自己的家中向你们讲述牛顿的真实形象，我确实有些怯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埋首于牛顿的手稿之中；我早就打算将我的印象和心得写成一篇文稿，在1942年圣诞节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议上宣读。但战争剥夺了我来探讨这一如此重大主题的闲暇，也剥夺了我去查阅自己的图书文稿以便证实我的印象的机会。所以说，我将要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这篇短文，如果没有达到它本该达到的深度，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预先再说明一点。我相信牛顿不是人们通常设想的那个样子。但我不相信他的伟大会因此削弱。他没有19世纪精心描绘出来的形象那么平常，事实上他更为超凡。天才都是极为特异的。希望这里没人会认为我是在用描述的手法来贬低剑桥最伟大的儿子。事实上，我是在努力像他的朋友和同代人那样来看他，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8世纪及其以后，牛顿就被认为是第一位、并且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一位理性主义者，是他教导我们按照冷酷无情的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
我不这样看他。我不相信，有谁阅读过牛顿手稿箱中文本的人会这样看他；那个箱子是他在1696年最终离开剑桥时封装好的，现在已流传到我们手中，尽管其中部分手稿已经散落。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最后一位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位像几千年前为我们的智力遗产奠立基础的先辈那样看待可见世界和思想世界的伟大心灵。艾萨克·牛顿，1642年圣诞节降生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位可以接受博士朝拜的神童。
假如有时间，我很愿意向你们读读牛顿同代之人对其童年的记录。因为这份记录尽管传记作家相当熟悉，却从未完整地出版过──不加任何评论、原样地出版。这份记录确实是编织这位年轻魔法师传奇的素材，是描绘这位天才的开放心灵的最为欢快的一幅图像，它略去了这位年轻学子内心的不安、忧郁和神经质般的紧张。
尽管用现代流行的术语来说，牛顿是一个严重的神经过敏者，并非不常见的那种；但我要说──依据历史材料──他是最为极端的一例。他的至深天性是玄奥的、隐秘的、遁世的，对于向世人袒露自己的思想、信仰和发现感到极度的恐惧。“我所知道的最忧虑、最谨慎、最多疑的性情”，惠斯顿（Whiston），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曾这样评论道。牛顿与胡克、弗拉姆斯蒂德（Flamsteed）和莱布尼兹之间广为人知的冲突和颇不光彩的争吵，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像所有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完全远离女性。他不丢弃也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在朋友们的极端压力之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阶段为止，他都是一位专注的、神圣的孤独者，通过深刻的沉思（introspection）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其精神毅力或许无人能及。
我相信，理解其心灵的线索，当在其全神贯注并且持之以恒的非凡的沉思能力之中找到。固然，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实验家，笛卡尔也可如此看待。牛顿孩童时代的机械发明的故事，是最迷人不过的了。他的望远镜和光学实验更是明证。这些无疑是他的核心性成就，是他那无可匹敌的全能技艺的一部分；但我确信，这些并不是出于他的独特天赋，特别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他的独特天赋在于，他有能力在其内心中持久地抓住一个纯粹心智上的问题，直到彻底澄清它为止。我想，他的卓越要归功于天才人物所禀有的最强健最经久的直观力量。
任何尝试过纯粹科学或哲学思考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何以能在自己的内心中暂时抓住一个问题并且集中全部力量来突破它，它又将如何从你的头脑中消失，直至你发现你所审视的是一片空白。我相信牛顿能够连续数小时、数日、甚至数周在自己的内心中紧紧抓住一个问题，直到该问题向他交出秘密为止。然后，作为一位超凡的数学技师，他将其包装起来，如你所愿，以便于解释和说明，但卓越不凡的是他的直觉。“如此陶醉于猜测之中”，德摩根（de Morgan）说，“以至于比起他有可能加以证明的东西来，好像知道的要多得多。”证明，不论其价值如何，我已说过，是随后装扮起来的──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
有一个故事，讲他告知哈雷关于行星运动的最基本发现之一的情形。“是的”，哈雷答道，“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已经证明了吗？”牛顿非常吃惊──“什么？我已经知道多年了”，他答道。“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会找到一个证明”──他及时做到了。
还有，有迹象表明，牛顿准备《原理》时，在最紧要的关头被一道证明搁住了：如何证明我们可以把一个球体当成一个所有质量都集中在其中心的质点来处理呢？直至《原理》出版的前一年他才成功地找到一个证明。但他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并且多年来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真定理来使用。
毫无疑问，用来装扮《原理》阐释的特殊几何形式，与牛顿得出结论的心智过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猜想，他的试验通常不是发现的手段，而是证实他业已所知的东西的工具。
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法师呢？因为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纯粹思考某些证据或迹象（evidence）──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中以供哲学家作寻宝游戏的神秘线索──就能把它解读出来。他相信，这些线索部分可以在天空的迹象和元素的构成中找到（因此将他看作是一个试验自然哲学家是错误的），部分可以在通过教友流传至今的某些文献典籍中找到（这些典籍的传承从未中断，一直可以上溯至巴比伦的原始天启）。他把宇宙看作万能之主设置的密码，就像他自己在与莱布尼兹通信时将微积分的发现写成密码文一样。他相信，通过纯粹的思考，通过心灵的专注，这个谜语就会向受启者泄露自己的谜底。
他确实解读了苍穹之谜。并且他相信，运用同样的沉思中的想象力，他也能解读上帝的秘密，解读神明预定的过去与未来事件的秘密，解读从初始未分化的第一物质到各种元素及其构成的秘密，解读健康与不朽的秘密。他相信，所有秘密都会向他显露，只要他能坚持到底，只要没有任何外来干扰：阅读抄写和试验一切都由他自己来做、无人进来打搅、严格对外保密、没有不谐和的阻拦或批评。他怀着恐惧与畏缩来探讨这些半命定半禁止的事物，如同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爬回上帝的怀抱。“独自航行在奇异的思想大海之上”，不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那种只相信像三角形的三条边一样清楚的事物的家伙”。
他就这样持续奋斗了大约25年。1687年，在他45岁的时候，《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学院这里，向你们介绍他在做出最伟大成就的那些年是如何在你们周围生活的，最恰当不过了。教堂的东端比大门向东延伸得更远。在17世纪下半叶，三一大街和连接大门与教堂的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南墙从大门的角塔伸向教堂，与教堂重叠的距离至少有现在人行道的宽度。因此，花园规模适度合理，正如洛根（Loggan）的版画（取自Cantabrigia Illustrate, 1688）清楚显示的那样。
这是牛顿的花园。他拥有一套研究员房间，在大门门房和教堂之间──那套房子我想现在是布罗德(Broad)教授住着。花园连着一个楼梯，通往木柱支起的阳台，阳台从建筑区凸向花园。楼梯的顶部支着他的望远镜──请不要与牛顿在世之时（但离开剑桥以后）设立在大门顶部的观测台相混，那是供罗吉尔·科茨（Roger Cotes）和牛顿的继任者惠斯顿使用的。这个木建筑物，我想是惠威尔（Whewell）1856年拆除的，代之以布罗德教授的石凸窗。花园的教堂那头是一个很小的二层建筑，也是木制的，那是牛顿的实验室。当他决定准备出版《原理》时，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男性亲戚汉弗瑞·牛顿（Humphrey Newton）来做抄写员（《原理》手稿在付梓时显然在汉弗瑞手中）。汉弗瑞与他一起呆了５年，从1684年到1689年。牛顿去世时，汉弗瑞的女婿康迪特（Conduitt）写信问他回忆录之事，我收集的手稿中就有汉弗瑞的回信。
在这25年全神贯注的研究中，数学和天文学只是其事业的一部分，或许还不是他最投入的那部分。我们有关这些的记录几乎完全局限于他离开剑桥前去伦敦时保存在那个手稿箱中的文稿。
让我对这些文稿的主题作些简要提示。它们的数量极其巨大──我敢说留存至今的手稿在100万字以上。无疑，除了作为辅助我们理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心灵的迷人的侧光灯之外，它们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价值。
且让我不要夸大其辞来反驳过去两个世纪精心创造出来的那个牛顿神话。他的疯狂极其有条不紊。他所有未发表的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著作，都带有这样的标记：精致的学识、准确的方法和极为严肃的陈述。假如它们的内容和目标不是魔法性质的，它们就会像《原理》一样健全和明智。它们都是在他进行数学研究的那个25年内写成的，可以分为几大类。
牛顿很早就在三一学院放弃了正统的信仰。当时在知识分子圈中，索奇尼派（Socinian）是一个重要的阿里乌斯教派。牛顿可能会受到索奇尼派的影响，但我想他没有。他不如说是一位迈蒙尼德学派的犹太一神论者。他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基于比如说理性的或怀疑的立场，而是完全基于古代权威著作的诠释。他相信，天启的文献根本不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它是后来伪造的。从天国向我们显现的上帝只有一位。
但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牛顿怀着绝望的痛苦终身将其隐藏在内心。这就是他拒绝圣职的原因，为此他必须得到特许以保住自己的研究员和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并且不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甚至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把反三位一体论者排除在外。流言是有一些，但不是在最危险的时期，不是在他担任三一学院的年轻研究员的时候。他大体上将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他的手稿箱中的大量手稿泄露了这一秘密。
在他死后，霍斯雷（Horsley）主教受命检查这个手稿箱，希望将它们出版。他看过内容之后万分惊恐，砰然将其合上。百年之后，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爵士再次查看了这个手稿箱。通过精心选择和摘录，加上一些严肃的小谎言，他将那些痕迹掩盖了起来。最近的传记作家莫尔（More）先生更坦诚一些。牛顿大量反三位一体的文章，在我看来，是其未出版的手稿中最为有趣的部分。
除了他的更为严肃的信仰宣言之外，我还有他的一篇完整文章，表明了牛顿认为哪些记录是极端不诚实的和伪造的。他认为，圣·阿塔纳修斯（St. Athanasius）对此负有责任，特别是诽谤阿里乌斯死于厕所一事。7世纪下半叶英格兰三位一体论者的胜利，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辉煌的，就像圣·阿塔纳修斯当初大获全胜一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是一神论者。我还见过有人论证弥尔顿也是一神论者。牛顿的记录中有一个污点：他的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惠斯顿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那是牛顿在内心已经隐藏了50年以上的秘密──而失去了教授席位并被逐出了大学，可牛顿当时一言不发。
保有这一异端信仰，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沉默、守密和内向的性情。
手稿中的另一大类涉及所有门类的天启作品，从中他试图推想出宇宙的隐秘真理──所罗门圣殿的规模、大卫书、启示录、以及大量其他著作，其中部分著作是在其晚年出版的。与此相随的是数百页教会史之类的手稿，意在发现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的真理。
再有一大类，从笔迹上判断应是最早期的，与炼金术相关──嬗变、哲人石和长生药。几乎所有检查过这些手稿的人，对其范围和性质不是秘而不宣，就是轻描淡写。大约1650年左右，伦敦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团体，以出版商库珀（Cooper）为中心。他们在随后20年中不仅复兴了人们对15世纪英格兰炼金术士的兴趣，而且复兴了人们对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之后炼金术士的译作的兴趣。
剑桥图书馆藏有大量早期英格兰炼金术士的手稿。看来，剑桥大学内有个未曾中断的秘密传统，并且在1650-1670年间再度活跃起来。无论如何，牛顿显然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其撰写《原理》的那几年，每年的“春季6周和秋季6周”他完全沉浸在炼金术的研究之中，“实验室的炉火几乎未曾熄灭过”──这些他对汉弗瑞只字未提。再者，牛顿全身心投入的，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试验，而是致力于解读传统之谜，发现隐秘诗句的含义，重复以往世纪的初创者声称做过的但实际上大多是想象的试验。
关于这些研究，牛顿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我相信，这些记录的大部分是他从已有的书籍和手稿之中翻译和抄录出来的。尽管如此，实验记录的数量仍然相当大。我浏览过不少──我想至少有10万字。无可否认，这些手稿完全是魔法性的，完全缺乏科学价值；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牛顿经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其中。未来要是有某个学子，比我训练有素也比我更悠闲，来厘清牛顿与该传统以及同时代的抄本之间的精确关系，虽说无益，当是非常有趣的。
在这些异质的和超凡的研究中，牛顿度过了人生的第一阶段──做出了全部重大工作的三一学院阶段，一只脚踏在中世纪，另一只脚为现代科学踩出了道路。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阶段。
《原理》出版后，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了彻底的变化。我想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哈利法克斯（Halifax），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必须彻底摆脱在三一学院所过的生活，否则他的身心很快就会衰竭。总而言之，或是出于自己的动机，或是受到朋友的劝说，他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他接手了大学事务，在议会里代表大学；他的朋友在四处奔走，力图为他找到一个地位尊贵、酬金丰厚的职位──国王学院院长、查特豪斯公立学校校长、造币厂总监。
牛顿不可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因为他是一位一神论者，并因此未受圣职。他落选国王学院的院长，理由接近无聊，就因为他不是伊顿公学出身。对于国王学院的拒绝，牛顿极为不快，并且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诉讼备要（现在在我手中），列举出他担任该院院长不是不合法的理由。不幸的是，牛顿获得院长提名之时，正值国王学院决定对抗国王的提名权，而这场斗争学院获得了胜利。
牛顿足以胜任上述任何一项职位。诚然，牛顿性情内向，喜爱独处，一贯守口如瓶，每每心不在焉，但绝不能由此推论出，他缺乏处理自己选择从事的事务的能力。许多记录都证明了他的伟大能力。读一读他与副校长柯维尔（Covell）博士的通信就知道，那是他作为大学的议会代表期间，为处理1688年革命后棘手的宣誓问题而写的。他与佩皮斯（Pepys）和洛恩德斯（Lowndes）一起成了最伟大、最有成效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投资者，克服了南海泡沫危机，离世时相当富有。他拥有几乎所有种类的罕见智力才能──律师、史学家、神学家，而不仅仅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当他的生活转变来临之际，当他将自己的魔法之书装箱之后，他就很容易将17世纪置诸身后，从而演化成18世纪的形象，传统中的牛顿形象。
然而，他的朋友们劝其改变生活的建议来得太晚了。1689年，他深深依恋的母亲去世了。1692年圣诞节他50岁生日的前后，他得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严重的神经失常。精神忧郁、失眠、受迫害的恐惧──他给佩皮斯、给洛克、无疑也给其他人写信，致使他们都认为他的心智已经错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失去了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集中精力，也没有做出任何新颖的工作。神经失常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年；失常之后，尽管有轻微的疯癫（‘gaga’），却仍然是英格兰最强有力的心灵之一，传说中的艾萨克·牛顿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将他挖出了剑桥。在随后的20余年里，在他的同代人看来，他就像君王一样居住在伦敦，是那个时代、是整个欧洲最为知名的人物。当他的力量日渐衰退、性情变得更为和蔼的时候，同代之人甚至认为，他或许是一切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和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Catharine Baton）住在一起。凯瑟琳无疑是牛顿在剑桥读书时的密友、也是他日后一贯忠诚的朋友、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 Earl of Halifax）的情人。在康格里夫（Congreve）、斯威夫特和蒲伯的笔下，凯瑟琳是伦敦最灿烂、最迷人的女性之一。斯威夫特的《献给斯特拉的日记》（Journal to Stella），使她的故事广为人知，从而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这些年，牛顿还是中等个，体重倒是增加了不少。“当他乘坐四轮大马车时，两只胳膊都要伸到马车外面去。” 脱掉假发之后，满头雪白的头发，令人肃然起敬。粉红色的面容，益发显得仁慈而又庄严。在三一学院的后堂，安妮女王一天晚上为他加封了爵位。将近24年，他一直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对所有来访的外国知识分子来讲，他成了伦敦的一道主要风景，而他也慷慨地款待他们。他喜欢身边有聪明的年轻人来做 《原理》各种新版本的编辑工作──有时只是一些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法齐奥·德·杜里埃（Facio de Dullier）就是一例。
魔法已然忘却。他业已成为理性时代的圣贤和君王。正统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形象──18世纪的艾萨克爵士形象，正在树立起来，它与17世纪上半叶出生的那个孩提魔法师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伏尔泰在伦敦之旅的回程之中就这样报道艾萨克爵士：“那是他特有的福分，不仅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且出生在一个扫除了一切经院颟顸的时代。唯有理性获得了培育；人类只能是他的学生，而不是他的敌人。” 牛顿，就这样隐瞒了自己内心的异端思想和经院信念，那可是他毕生探究的问题！
但他再也没有聚精会神过，再也没有恢复“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在众人面前讲话很少。”“他的表情和举止总显得有些倦怠。”
我想，他极少查看那个箱子，那里藏有他离开剑桥时装进去的、曾经在其位于大门和教堂之间的房间、花园和实验室里占满了他的头脑、汲尽了他的热情的事物的所有证据。
但他没有毁掉它们。它们躺在箱中，令所有18和19世纪的窥视者惊骇无比。它们成了凯瑟琳·巴顿的财产，随后被其女儿普茨茅斯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Portsmouth）所继承。牛顿箱中所藏的数百万字未发表的手稿，就这样变成了“普茨茅斯手稿”。
1888年，数学部分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这部分已被编目，但从未有过编辑。剩下的，非常庞大的数量，被凯瑟琳·巴顿的后代，也就是现在的莱明顿勋爵（Lord Lymington），于1936年在拍卖行里分散拍卖了。这一不孝之举，令我深感不安。我渐渐设法收集到散落手稿的半数左右，包括几乎整个传记部分，即“康迪特手稿”，目的是将其带回剑桥，并且希望它们永远不会离去。其余大部分被一家辛迪加所攫取，非我的能力所及；这家辛迪加希望借近期300年祭的机会高价出售，可能是在美国。
当一个人盘思这些怪异的收藏品时，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在另一方向不加歪曲地理解──这个奇特的灵魂：他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当他在这些围墙之内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时，相信自己利用纯粹的心智力量就能破解上帝与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与浮士德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