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物形象上，契诃夫也开创了新形式。在传统小说中，作者往往会用大量确切的细节信息，来描绘小说人物的面貌。但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传统的肖像描绘不见了。在《苦恼》中，契诃夫几乎没有提及姚纳和顾客的长相，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也不会有什么历史上的人物原型，但读者却能想象出他们的面貌。
契诃夫是怎么做到的？他没有通过文字让读者“看到”人物，而是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寻找对应的形象，比如，姚纳把自己“屈到一个活人的肉体所能屈的最大限度”，这会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些逆来顺受、甚至让人怒其不争的苦命人。那些对姚纳呼来喝去的乘客，也会让我们想到，生活中那些对他人遭遇毫无共情的冷漠面孔。
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姚纳可真来劲了，他把一切都向驽马讲了……”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契诃夫的作品，大部分结局都是这样开放的。这样的开放性，不仅能让故事在别的小说中延续，还会让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被具体化。许多跟契诃夫同时代的人，几乎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契诃夫式的故事结局，它的价值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渐渐呈现。
有人指责说，契诃夫描写了文学家应该回避的粪堆，用这些肮脏的东西玷污了神圣的文学。契诃夫回击说：“文学之所以叫作文学，就是因为它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的老老实实的真实。”“粪堆在风景画中的作用也很大，而凶恶的感情同善良的感情一样，它们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
当然，契诃夫的意思并不是让所有小说都成为纪实作品，而是说，虚构的小说也应当符合生活中的逻辑。契诃夫简练又细致地把真实生活描绘出来，然后号召大家：“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其实，俄国民众并不是不知道“不能再这样生活了”，而是害怕像拉金医生那样，为改变现状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感到胆怯的同时又受到良心的责难。
我们读契诃夫的小说时，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无法跟人物共情，而是对小说中复杂的矛盾缺少思想准备。当你跟着契诃夫的笔触，不知不觉走向最尖锐的矛盾时，如何消化、如何接受，如何处理现实带给你的不适感，反倒成了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契诃夫的作品中没有说教，也不提供答案。尽管存在争议，但出于创作生涯中期的契诃夫，已经摆脱了托尔斯泰的影响，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创作观念。
《套中人》这篇作品所表达的幽默，是一种含泪的笑，是一种在压抑下对自由和欢乐的追求，就像别利科夫死后，大家对童年感受的回忆。含泪的笑，是契诃夫留给世界最大的遗产之一，它不仅帮助俄国摆脱了心理上的“农奴制”，也是契诃夫给所有读者开的一剂生活良方：敢于自由地笑，才能在自己身上培养独立的意志和头脑。
从早期的《苦恼》，到中期的《第六病室》，再到后期的《套中人》，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独特体系，他不仅用短小的叙事形式代替了过去史诗性、复杂的叙事形式，还取得了超过宏大叙事的效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契诃夫一个人就几乎是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全部俄国文学的总和。
托尔斯泰曾这样说：“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屠格涅夫，还是我，谁都不会（像契诃夫）这么写。” 具体来说，托尔斯泰说的是一种当时“在任何地方都未见过的新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中包括独特的景物描写，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和开放式的结局，包括弱化情节和缺失“作者声音”的叙事方式，以及含泪的笑的元素。正因为契诃夫带来的这些革新，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才能成为可以与任何文学体裁媲美的伟大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