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仇，要挖两个坟墓，一个给敌人，一个给自己！”
一、头换头兮
上学时，顶流行写小说。曾有同学写出不少戏说的话儿来，也没什么讲究，只是应着典故嵌着些时兴的谐语，图个乐子。
看来，爱讲故事也是人的天性，只管讲来讲去也顾不得讲了多少个因地制宜的版本出来。
故事新编，新编新编，旧瓶装新酒，新在与时俱进。
先生深谙“戏说不是胡说”的道理，将文献的博考与虚构的想象结合，把顶礼膜拜的人物说成了寻常百姓，说进了百姓家，且说得妙趣丛生、真相毕露。
《故事新编》八篇中，我最爱读《理水》与《铸剑》两篇。理水诙谐中兼有辛辣的笔锋；铸剑近于武侠，又处处挟着诡异的气氛。
鲁迅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
《铸剑》讲复仇，故事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
传统意义上的复仇是种以暴制暴的直接了当的手段，受儒文化“人之大伦”影响，因私情复仇往往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礼记》中记载：
“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孔子说，父母之仇，要寝苫枕干，时刻不忘。眉间尺生来，复仇计划便已安排妥了，也可以说，眉间尺本身就是为着复仇而生。
“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抚养。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
眉间尺的父亲为王所杀，这仇是必然要报的。而这又恰恰是他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优柔的性情成了他自身的壁垒。
眉间尺执着对父亲的爱踏上复仇路，他誓成为杀手，但杀手的冷酷与他心中的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实现对父亲的爱，他必须先要剿灭自己的爱。
这场复仇俨然成了对爱与恨的撕裂，挡在复仇前面的便是对爱与恨的抉择。复仇使人的爱变得不可能，而一旦失去了爱，人也便不再是人。
复仇，要挖两个坟墓，一个给敌人，一个给自己！
要复仇，便要先杀死自己，先向自己复仇！
第一次刺杀失败后，显然眉间尺也已意识到母亲所说的“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么”，这同样是对生命的自觉的认识。但优柔是他的本性，本性又难移。
宴之敖的出现是眉间尺达成爱与恨统一的必然。
宴之敖是复仇的指引者，也是复仇的践行者，他是脱胎于眉间尺完整个体的纯粹理念的自我。眉间尺向宴之敖献上头颅和剑。
他的自戕，是真正复仇的开始，同时却也是仇恨的终结。
仇恨只有附于人才能具有它本身的意义。眉间尺的自戕，不论复仇成功与否，之于他、之于王的恨全不复存在。真正开始的复仇不再是因着仇恨，我更倾向于是因着正义。
那这复仇也不能再称之为复仇，更像是一场善于恶的革命。
这场自戕式的“革命”因眉间尺的自戕完成了对旧式复仇意义上的升华。
二、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宴之敖是鲁迅自身的投影，我更倾向于宴之敖是种纯理念的存在。
宴之敖来自汶汶乡，汶汶便是虚无，他不是真实的人，世间也难找到这样的人。他是鲁迅对于“世人无有纯粹”的寄托。
相较于宴之敖，眉间尺所面临的两难更近于鲁迅现实中的境遇。
《铸剑》写于“三一八惨案”后约半年光景，鲁迅目睹了封建军阀的暴虐与凶残，这血的教训让他开始思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鲁迅认为应该“抽刃而起，以血偿血”。
但现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世人又多以麻木，旁观，期盼他们自觉对自己“开刀”是一种不可能，企望他们践行自我牺牲的革命更是一种妄图。
鲁迅用“铁屋子”来比喻那时中国的现状，认为叫醒那些熟睡的人是不必要的，这其实是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对现实极度失望下抱有的强烈的希望与热情。
世人需要宴之敖这样纯粹的人物的指引，世间也需要宴之敖这样纯粹的力量去践行。
宴之敖是鲁迅的寄托，也是鲁迅想要去做的：是身先士卒，宁肯牺牲自我也欲成全他人的纯粹的践行者；是“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的高歌。
这不是复仇，这是正义对邪恶的讨伐，是善对恶的革命。如鲁迅所认为的“复仇不是有怨必报，而是复仇本身就该具有正义性”，也如文中宴之敖所说：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三王墓》至“三头俱烂，不可辨识”止，在这基础上，鲁迅继续写了“众人辨头”的荒唐剧。
王身上具有的"恶"的成分，诸如贪婪、专横、残暴，难道不正是人所共有的本性吗？王也正是人所共有的本性的“集大成者”。
宴之敖杀了王，仇固然是报了，但是这个社会依然没有变，人的行为依然没有变。如把这当作场革命，亦有其不彻底性。
《铸剑》乃至《故事新编》更偏重于纯粹的文学性，又臭又长的各方面解读也未免牵强附会，权当作个人理解罢了。如作家残雪所说：
“以"天人合一"的文化滋养着的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灵魂的分裂，所以鲁迅先生作为纯粹艺术家的这一面长久以来为某种用心所掩盖，所歪曲，而对鲁迅艺术的固定解释的模式长久以来也未得到任何突破。”
鲁迅是怎样的人？如前面所写，“在对现实极度失望下依然抱有的强烈的希望与热情”，这是极难做到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需要鲁迅，这是鲁迅的价值。
这世界永远需要务实的人，不是居高临下嘲讽一切的不作为者，不是居住在“文化山”自负于文化传承者之流。
“铁屋子”也未必就打不破，殊知，在数十年之后，那群熟睡的人亦成了坚定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