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田野调查在英国人类学界兴起。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正参与马雷特一行人对澳洲土著的调查。期间，不巧赶上战争爆发，由于他的奥地利身份，被扣留在当地。

幸运的是，澳洲当局“慷慨”允许他在澳洲进行田野调查。于是，在特洛布里恩德岛，他开始了人类学家的冒险，同时也是旅居的田野生活。

土著居民的生产活动、巫术仪式乃至性生活，都使他感受到巨大的震撼。他细致入微地观察、记录着。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他写出了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原始，却在逻辑上充分自洽。这种来自野蛮文化的异样理性，对于从现代世界落荒而逃的他而言，是与工业科学世界隔绝，却依然自如存在的罗曼蒂克形态，他在此间找到了人类学的感觉。

后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死后，他的遗孀出版了他在岛上所写的日记，（说真的他妻子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与那本人类学界的扛鼎之作所展示的高超的人类学家技艺不同，日记里的马林诺夫斯基对当地人充满了鄙夷、厌恶，对田野生活充满懊恼。

这桩人类学界的八卦烧到今天也没有烟消云散，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和日记里表现出的情感分裂，暴露出人类学家内心的主观真实（patrial truth ）在民族志上的亏欠，而人类学家曾尝试各种方法来弥补：它也许曾是阐释民族志的代入式深描、也许是政治经济民族志的冷静自持、也许是往返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田野作业反思。

不同的人类学家会变换不同招数，美其名曰写作范式。

然而，作为一个人性的问题，被起底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似乎是个永恒的诅咒。

人，真的能对他者产生共情吗？

讲一个体验。

2012年，富士康发生13连跳，举国震惊。作为“关心现实”的人类学学生，自然对那个田野现场心生向往。但迫于不可描述的原因，没能如愿进入富士康。

后来大家退而求其次，去了遍地是工厂的珠三角寻找目标。至少在统计的名义尺度（虽然这一尺度最弱）上，可以安慰自己：珠三角的工厂工人和富士康的工人，在被资本主义所垄断的命运问题上，有着相似的性质。

时间过去多年，那个田野调查除了被我们自己的记忆包装成一段“工厂卧底经历”以外，既没有形成像样的调研报告以“建言献策”，也没能形成直观的推断统计来呈现底层世界的面貌。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经验材料的收集不到位、理论不够系统、人类学对工厂研究的接受程度不乐观等等，理由可以找一堆。

但也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讲述这个经验，内心需要面临道德和情感的困境。

就像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许多田野中的人事带给你的身体和情绪反应，是羞于光明正大告诉别人的。

况且，马林诺夫斯基好歹有当地白人向导，而一般意义的田野调查，实际都会得到当地人，而且通常是基层的支持和接待。而我们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聘的“直入式”参与观察，不存在对你有着接待义务、笑脸相迎的当地人。只有你要和他们一起劳动的工友，你就是他们的一份子，是他们的同行，是会抢夺他们资源的竞争对手。你被折叠进“底层”。你还做得到共情和理解吗，或者应该问，此处究竟是共情、理解，还是你的切身体验？

流水线的上被调戏的女工、工人之间一句说不合时的恶语相向、工厂宿舍楼梯间里的随意咳痰、上级主管责问时工人之间相互推卸责任······凡此种种，让人一时觉得底层的世界，好像就是无知之恶的相互厮杀。

但你接受的社科教育会随时提醒你，问题不在个人，在于社会的弊病。底层的恶与不幸、底层的善与艰难、底层的一切被底层所不自知的东西，正是你要做研究的意义。

田野的真实，真让人感到为难。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原本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但也只有说破它，那个仿佛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家理应做到共情”的虚假预设，才能被戳穿。

The world is not flat.就算是平的，那也是被强行折叠，要看上去显得平等、平均、平坦。尤其是在你的研究设计里，那个框架里的世界架构尤为不平等。你是谁，你凭什么能研究别人，别人又为什么被你研究。你日日时时看到的人事物，清洁工、小摊贩、劳务派遣工····他们尽在眼前，又远在天边。

没那么容易平整，没那么容易共情。

也许人类学家应该永远被折叠。在底层、在边缘、或在不胜寒的至高点，在他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