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中期，就有学者对《诰封太宜人薛母颜氏墓志铭》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该墓志铭原件现藏于江苏苏州博物馆,志主颜氏乃明代名医薛己之母,志文乃前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文徵明著并书篆。

明代学者在对墓志进行录文的基础上,曾尝试从颜氏生平、薛氏医士家族、墓志著并书篆者和刻工等几个方面进行考析。

现代，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文涛教授著述的《北史·列传中·河东薛氏增加史料问题探析》一书，在《北史·薛辩传》和《魏书·薛辩传》基础上,增加了其父亲薛强的大量生平事迹。

此外，还从《北史·薛修义传》和《北齐书·薛修义传》中发掘出不少内容。

这些增加的内容,尽管《资治通鉴》没有采用，但根据薛元超墓志和薛修义墓志来判断,这些增加的内容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广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杨丹丹在研究晚唐诗人薛能的生平后，认为薛能是晚唐颇具特色的一位诗人。

尽管官方所撰的新、旧唐书皆未为其专门列传，但《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著作记录了有关其生平、仕途的事迹,比较零散,有些地方还有缺失,并不全面。

《全唐诗》存录薛能诗歌三百多首,编为四卷,诗集《繁城集》已散佚,不可考。

薛能作为晚唐较为著名的诗人,至今约有三百多首诗歌流传于世,绝句、律诗成就颇高,在晚唐及北宋前期,薛能诗作都曾有过积极的影响。

由于史料记载简略,薛能又生在唐这一诗歌大家辈出的朝代,其人其诗并不引人注目,目前学术界对薛能的关注还是很有限的。

杨丹丹以薛能现存诗歌为基础,根据史料和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同时代诗人的诗作旁证,对薛能的生平、仕历、家族家世、诗歌创作和性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从闻一多考证薛能生于817年之说,从薛能诗作,其友人寄赠之作证实薛能生于817年确有可信之处，从考证薛能仕历,以《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为底本范例,将这几者做比较,给出了薛能在各个阶段清晰的任职时间、所任官职、在任事迹,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补遗。

根据这些考证和梳理，可以将薛能生平、仕历列成一个表格,将其为官经历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为辨析薛能籍贯,考证其家族渊源和家世提供了强力依据。

唐以后诸书均记载，薛能为汾州人，杨丹丹研究后提出质疑，她通过材料考证薛能籍贯应为河东汾阴。 在此基础上，她继续考证出薛能与历史上著名的河东汾阴薛家有很大联系,其同时据史书记载和诗作分析,推测薛能出自汾阴薛家。

汾阴薛家名士众多,有名望但性情狂傲之人,如薛逢,薛昭纬之类,与薛能相比较,得出狂傲自负似乎是薛氏族的通病这一看法。

同时，结合汾阴薛氏家族的兴盛、衰落历史,可知薛氏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和衰败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以及晚唐穷途之象,是薛能狂妄之性的主要原因。

通过探析薛能的诗品与人品，分析薛能的诗歌后，将其诗歌分为三大类：题物咏怀诗、送别诗、酬唱寄赠诗。 薛能题物诗咏物广泛,能咏别人不常咏之物。送别诗情真意切,感情真挚,令人感唏。寄赠诗中除了与官场名流的酬答之作,还有众多的寄赠歌女舞者的诗,体现了薛能对她们的同情赞美。

除了这主要的三类,薛能还有一些民歌、乐府体诗,不乏优秀之作。薛能之为诗,以“闲中日月长”，这说明薛能诗作主要以闲适、闲吟为主,无言志载道传统,少家国生民之思,诗中自我意识强烈，其作品抛开了传统封建士子的儒者心系天下情怀。

薛能作为一个平凡之人的平常之处在于他不喜束缚,一生放纵游乐,随性自在,独立行走。他治政严察,禁绝拜谒,清正廉洁,在晚唐极为难得。而且为诗力求出新,废陈调,具有创新精神。

薛能性情率真,胸怀坦荡,豪爽大气,但也轻浮鄙薄,以第一流自居,目中无人,狂妄不已，颇带魏晋古风。

陕西师范大学侯纪润先生对河东薛氏家族研究也比较多，本人曾多次与侯先生沟通，他认为，现存有关薛氏世系的主要史料有《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元和姓纂》薛氏部分散佚严重，所以只有利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墓志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薛氏部分做尽量详尽的校勘，才可以得到一个详尽明了的世系。

由于社会对士族重视程度的不同，现存记载士族史料也有多寡不一的现象，即南北朝时士族世系记载较唐代明确详细，所以他的研究材料呈现出对南北朝时代薛氏世系考证远较唐代系统。

经过侯先生的勘证，发现了《新表》薛氏部分整体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其中犹以官职的疏漏最为严重。

山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者李晶通过对薛氏家族各房发展过程的论述来分析其盛衰原因、家族特点，进而明确薛氏家族在隋唐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其研究主要是薛氏家族族源的相关争论。

李晶通过查阅多种相关文献、墓志资料对薛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了整理，为家族研究提供支撑，研究成果主要论述了薛氏家族的发展进程及盛衰原因，介绍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的发展背景。

其次，李晶着手还论述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发展繁盛局面，并从门阀政治累世传经的社会影响、家族自身的努力、经济实力的积淀、同皇室贵族的联姻四方面具体分析了薛氏家族的兴盛原因，阐述了唐朝末期薛氏家族的衰落，并从社会影响及家族自身发展两方面分析了家族的衰落原因。

李晶认为，薛氏家族壮大的原因主要依靠军功，借助军功立足并在北魏时期荣升郡姓之列，为家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外，薛氏尚武习文并举。在门阀政治和累世传经的社会环境中，为取得更长远的发展，北朝末期，薛氏家族发展侧重点转变，从重武到文武并举，兼容并蓄治学，以儒道佛、文史、艺术作为家学的主要内容，讲求德行并重治家。

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唐霞在考察了修武薛氏祭祖仪式后认为，河南修武郇封镇郇封村薛氏后裔每年农历八月初三祭祀其始祖薛澍,整个仪式分为行上香礼、行一献礼、行连献礼、行三献礼、行轮献礼等几大项,气氛庄重肃穆,仪程严谨规范。

祭祀仪式中，薛澍及其夫人窦氏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作为象征符号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合族祭祀中体现着祖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保留了汉族祭祀的完整仪式,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沈文凡博士则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沈文凡博士认为，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者李杨婷数年来坚持从历代官方史料中挖掘河东薛氏西祖房的文史资料。

薛氏西祖房从隋初就完成了从习武到崇文风气的转变。西祖房凭借自身优势，促进了河东地区浓郁的学术文化，家族中大量文人致力于文学风气的养成，这些都促进了薛氏西祖房文质转变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西祖房支五分，唐代有三支发展繁盛，其中薛瑚房与皇室互为婚姻，家族地位显赫。后因卷入政治斗争，家族遭受重创，逐渐衰落。这一变化对薛氏西祖房门风的调整及家族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影响。

唐初家族文人多为显贵，既参与宫廷唱和，又结寒俊之士，推动诗风的改革。盛唐、中唐时文人寥寥，创作热情不高。到晚唐时，薛氏西祖房经过休整步入正轨，薛氏西祖房文人创作又开始繁盛起来，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洪隆房文人多集中在盛唐，这与其实力薄弱、文质进程缓慢有关。

薛氏西祖房文人多进士及第且颇有文学才华，但因文学保存意识较差，导致作品数量存世极少。

薛据是薛洪隆房成就最高的文人。他因怀才不遇、家族历史及个人性情的原因，形成了既慷慨雄健又无限悲怨的诗风。 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昂房在唐代因对儒学传统的延续、家族特殊的经历和薛苹个人的影响，家族逐渐形成治政廉洁的家风。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薛昂房文人的重心转为追求以政绩上的卓越，导致薛昂房的文人虽有着较高的文学素质但文学创作热情不高。

薛氏西祖三房，文学创作绵延有唐一代，薛瑚房文人集中在初唐和晚唐；薛洪隆房文人在盛唐占有一席之地；薛昂房文人在中、晚唐较为活跃。这些现象跟社会的变迁、家族的发展、文质的转换过程及关键人物的引导有着很大的关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者王雪源以《历学会通》为依据，比较系统地对薛凤祚科学思想进行了总结研究。

薛凤祚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历法和算学家。他是中国引进对数的第一人,对中西方的天文历算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学贯中西,名列畴人之首的著名科学家。

王锡阐与薛凤祚被誉为“南王北薛”,王锡阐学界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薛凤祚的研究极为薄弱,与“南王北薛”、“畴人之功首”这样的称誉极为不符。

长期以来，学界对薛凤祚的研究非常薄弱。八〇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才逐渐对薛凤祚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

有的从科技史角度进行考证,有的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想分析,有的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有的从时代文化背景方面进行探究,特别是山东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上集中刊发的几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薛凤祚的学术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薛凤祚,重新评价他在科技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