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叛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亚当·格兰特，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连续四年被评为“沃顿最受欢迎的教师”，位居“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之列。他是谷歌最推崇的组织心理学家，长期担任谷歌公司、强生集团、高盛集团、皮克斯动画，以及联合国和美军的资深顾问。

        作者在书中指出，世上有两种通往成功的路径：一种是默守陈规，一种是创新。前者是遵循大多数人的路径；后者则是打破默认规则、拒绝默认选项，去探索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因此，后者的风险明显高于前者。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创新时，实际上是试图毁灭旧方法、旧道路。因此，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创新者比一般人更加果决，更加敢于拥抱风险，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芬·沃兹尼亚克直到投资人发出最后通牒时，仍然拒绝从惠普辞职。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谷歌后，仍继续在斯坦福大学读研，1997年他们甚至试图卖掉谷歌，因为公司让他们无法专注于研究。甚至，被大众视为退学创业的代表——比尔·盖茨，也没有在微软能够售出软件后立马退学，而是等了整整一年，才离开学校，而且，他并没有退学，而是申请了休学。 统计数据证明，那些赌上一切的狂热冒险者，创业失败率更高。作者认为，看似与创新相悖的保守，反倒是创新成功的原因。作者指出创新者们和我们的相似程度，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高。由于他们质疑传统，挑战现状，表面上显得勇敢和自信。但当你剥开层层外衣，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存在恐惧，会犹豫不决，会自我怀疑。他们被视为积极主动，但其实他们的动力往往来自外部。看起来他们渴望风险，但实际上，他们更希望规避风险。那些义无反顾投入创新事业的人，反而在创新过程中在取得一点成就后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渴望成功，渴望收益，渴望规避风险。反而是那些有“退路”的创新者更能理性看待眼前成就与长远成功的关系。

          同时还有一点和我们平时的认识不一样，我们总是认为创造就是天才般的出现，但作者认为，多产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创意，创意数量和好的创意质量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在评价创意价值时，数量是对质量最可测的因素，没有哪一个天才是可以躺着成功的，你得做出足够多的数量才可能有足够好的产品，最怕做了很多理论上的规划，而没有真正实践，最重要的是先不管三七二十一，甩开膀子干。创造者们只有亲吻足够多的青蛙，才有可能亲到王子。统计发现，50部最伟大音乐作品中，有6部是莫扎特的，5部是贝多芬的。享年35岁的莫扎特创作超过600部作品，而27岁失聪的贝多芬则创作了650部。毕加索全部作品包括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以及大量的其他形式作品，但也只有一小部分赢得了一致好评。只有当我们排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想法，才会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提出新创意以后，把它摆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从真正的客户和观众那里收集反馈，更有益于确保创新的效果。

          还有一点和我们平时认识不一样，当你准备做一项具有颠覆性的事情，你是选择在破晓时分开始行动，还是等到正午，或者一直推迟到黄昏？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教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当然，迅速行动有着明显的优势，确保高效地完成任务。但是，作者在研究创新时发现，拖延也并不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全无是处，必须杜绝，反而，一定程度的拖延对创新有着独到的益处。一个例子是达·芬奇，学者估计，他从1503年开始创作《蒙娜丽莎》，其间断断续续，直到1519年他去世前才完成这个作品。而《最后的晚餐》，达·芬奇花了大约15年时间构思。虽然他经常为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但他“浪费”在光学研究上的时间，实际上融入到了这些伟大的作品在光与影的处理中！拖延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决策者共有的习惯。我们通常认为自律是一种优良品质，但创新的拖延者同样有一种自律，抵制尽早完成任务的冲动，重新审视想法，从而获得最好的方案。研究证明，拖延也许是高效的宿敌，但它有助于获得创造性。因为人们一旦任务完成，就不再考虑那件事，但拖延着未完成时，人们的大脑仍然保持活跃，可能随时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为我们打开即兴创作的大门。但这里指的拖延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而是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

            作者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揭开了创新的面纱，也把创新由高不可攀的仙界拉回了人间：人人都可以选择创新，只要你能把握那些创新的规律，比如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创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而不必非破釜沉舟后才能创业；比如你要知道好的创意一定是百炼成钢，而不是一夜就能憋个大招，要用数量去换取高的质量；你可以容忍适当的拖延以完善你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