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是人的爱好，反映着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良好情趣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但个人情趣一旦突破道德红线、法律底线，就可能变成一种怪癖，危害身心、祸患他人的不良嗜好。
春秋时期，就有两个国君，他们的情趣爱好可谓是世间一大奇葩。一个好鹤，一个喜牛。
卫国国君卫懿公喜好养鹤。他给鹤以“臣子”待遇，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禄，次者食士禄。懿公出游，鹤还要分班跟随，载在车中，号曰“鹤将军”。更不得民心的是，卫懿公经常厚敛于人民，给鹤交公粮，而人民有饥饿冻伤者，全然不顾及生息和命运。
祸患积于忽微。等到狄人入侵卫国，百姓纷纷逃避村野。愤怒的卫懿公抓住几个逃跑的百姓质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保卫国都？”老百姓讥讽说：“只要有鹤在就足够了。”此时，虽然卫懿公痛下心来，驱散鹤群，但悔时已晚，最终被狄人乱刀砍死。
与卫懿公一丘之貉的，就是周惠王之叔子颓，一个篡位的短命“天子”，养牛数百头，亲自照料，用五谷喂养，还给牛被上锦缎做的文绣，取美名“文兽”。只要出入，一行人皆骑牛而行，随意践踏庄稼，横冲街市。郑厉公举兵伐周，可怜子颓临死之时，还赶着牛群出逃，只因牛儿行走太慢，被捕斩首。
两国君之喜好同样怪癖，结局同样可悲。百鹤、百牛，耗费钱财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他们能培养出这样的爱好情趣，因为其手中握有的权力。他们有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供以任意的挥霍，更有众多的献媚者不时供以玩物。在权力和私欲的无限放大下，爱好越玩越大，玩得越大陷入越深，越深越难以自拔，直至发展成一种病态的情趣。最终因此而亡国丧命。古往今来，贪官们的情趣爱好，无不是在权力的寻租中，如水煮青蛙般，被逐渐被宠幸、被放大，直到撑破自己的皮囊。
适可而止，物极必反。情趣爱好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沉迷于情趣爱好，往往会分散精力，忘记职责，疏于工作；玩物丧志，消减意志，淡化信仰。轻则可能造成失职渎职，重则可能造成党和国家的利益损失。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最终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而主动投入国民党特务怀抱。北洋水师吸食鸦片成瘾，疏于训练，终酿成甲午之殇。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党员干部的兴趣爱好，小则是自身品德修养的体现，大则是党风政风的反映。
“巴豆虽小坏肠胃，个人性趣无小事”。每名党员干部一定要慎重择趣，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少点酒腥味，多点亲情味；少点铜臭味，多点书香味。以自身良好兴趣，带动身边群众的生活情趣，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