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说起胡适，大多数国人都不会陌生。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

民国徽州绩溪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哈佛讲师、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北大校长等职。

毫无疑问，妥妥的成功人士，大学问家，大教育家。

这也是我们多数人印象里的胡适。德才兼备，人生赢家。

然而，这世上有句名言叫做人无完人。

这几天，我看到了一个去掉了“美颜效果”的胡适，一个有血有肉的，不一样的胡适。

说有一次女子师范请胡适去作演讲，而钱穆在此需寻《史记·六国年表》一书而不得，于是向胡适询问之。不料胡适尺有所短，钱穆无功而返。而胡适也尴尬万分，演讲完毕便以忘带剃刀为由匆匆离去。此后也不再能以正常心态与钱穆交往。后来在北大讲台上又因争钱穆不过而心生妒恨，与之结怨。

该段取于《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0—141页，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与”萧善因述，《厦门日报》，2005年3月4日

“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尔。”（《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0页）对于这一说法，后世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可信的，胡适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当年鲁迅在提到胡适予他的印象：“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钱穆与鲁迅之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

以上为胡适性格阴暗一面，而其在“霸道”上的表现则更为露骨。

当时北大有位教授蒙文通，与钱穆关系甚好，而与时任校长的胡适则关系不佳。胡适便“恨屋及乌”的将蒙文通从北大踢走。

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位名教授蒙文通，四川人，从师廖平，乃钱穆的好友。他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于南京某杂志。或许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习性，在北大同人中，蒙氏与胡适关系疏远，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便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决定秋后将不续聘。钱穆听说后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钱替蒙氏开脱辩解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但胡适并不理会，“两人终不欢而散”，蒙文通还是被解聘了。对此，钱穆暗含讥讽地回忆说：“北大教授蒙文通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北大期间，有人曾提议由钱穆替任历史系主任，胡适不喜，搁浅。

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以钱穆的才学，中央研究院也一直将其拒之门外。

一旦涉及实际问题，胡的态度就变得敌友分明。据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任继愈回忆，有一年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有一号称“台大历史系跑出的一条小疯狗”名李敖者为此抱不平，认为“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然而，中央研究院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在迁台后的残山剩水，确是一直将其拒之门外的。

因为此间的胡适与我心中的胡适略有不同，所以较为关注，但胡适有时候还是挺有趣的。

例如

“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胡适《回想明复》，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

胡适在回忆中继续说道：“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

胡大文豪的思路可谓清奇，不同于大多数人从上往下看。而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从下往上看，自我感觉比他差的人不在少数，恐怕都不见得有此做法。

之前被《无问西东》刷了屏，却没有那个条件去电影院观看。实在忍不住就找了这本《南渡北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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