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和接续中华文明的我”
——记胡宝华先生
沈慧敏
本文题目“捍卫和接续中华文明的我”是胡宝华先生在自传《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胡宝华著《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以下简称“追梦”）的《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他在回顾自己人生的追梦过程后，对自己做出的评价。人难以自知之明，所谓“盖棺定论”是指别人给的人生结论。自己给自己下结论好像并不多见吧。但是他，胡宝华先生却给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
一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在这期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遭遇。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则是在疫情爆发之初，临时无奈地取消了回国的机票。也正因为这样，使我永远地失去了与胡宝华先生再见的机会——2021年5月4日，在微信上突然接到了诗人胡永明发布的父亲因病去世的讣告。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今天，我都没能有胡老先生已经走了的实感。以后，胡永明的太太舒爱萍给我发来了她女儿（胡老先生的孙女）写的悼念爷爷的文章，又读到了她自己写的《那一天我写的日记》（见《文笔精华》2022年12月刊），在那字字句句、有形有色的记叙里，才开始让本人有了现实感。
胡宝华先生是上世纪大跃进时代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他自1952年进入上海电机厂以后，从大跃进年代开始就写了很多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70年代他又接受了工厂党委的指示，在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里创办了两期“文科班”，在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下，为社会培养了一批至今依然还在文坛上活跃的文化人才。作家肖关鸿在纪念胡宝华先生的文章中说到，胡宝华是上海最早的一代工人作家，他的离世，意味着在中国“工人作家”这个称号被划上了句号（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公众号《书知道》）。可见胡宝华先生在上海文坛史上有着多么浓重的一笔。
二
我认识胡宝华先生是在有幸成了工厂“五一工大”首届文科班的学员以后。本人是文革中的“老三届”，67届初中生。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口号声中，于1968年11月踏进了位于上海市西南部闵行地区的上海电机厂。当时的闵行还属于市郊地区。对于人生蓝图中过早的学业中断，过早的手握锉刀榔头柄，自己曾经不知所措。1971年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全国高校开始直接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当时电机厂也有一名清华大学理工科的名额。这对我们这批在68年进厂的数千名“新工人”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有多多少少的人就像是疯了似的梦想着去。但是馅饼的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尝到的。
在自己默默地调整失落情绪的每一天里，有一天突然传来了“五一工大”要开办“文科班”的消息。由各车间推荐一名，经工大审批决定取舍。没想到这回倒是让我尝到了馅饼的滋味。
在进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除了在车间里跟着师傅学习技术，练基本功外，对电机厂这个“万人大厂”的五脏六肺其实都知道得不多。当初只知道本厂的 “五一工大”是根据毛主席的“7・21”指示办的理工科大学，并不详细它为何又会开办文科班，也没多去追求其所以然。最近在读了胡老先生写的“追梦”，才知道了当初胡老先生是接受了厂党委的指示，以“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为明确的目标。
胡老先生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当时工厂里“任务不足，小年轻东游西荡没有事做，荒废青春，实在可惜”，厂党委从“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大的方面考虑，委派自己创办文科班。作为大跃进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名“工人作家”，胡宝华先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又下决心，要与众不同，“办出自己的特色”。
至于本人是怎么有幸被推荐进文科班的，具体的也已记不清了。只是记得当初自己曾经写过纪念毛主席来电机厂的小诗，被收进厂部汇编的诗集，以后此小诗又被报社采用——这应该是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纸上吧——兴由此而来，于是提笔书写，争取发表似乎成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可能就是自己能成为文科班的首届学员，跟着胡老先生学习写作的原因之一吧。
三
记得文科班的学制是半脱产两年，一周上两天课。教师全部是胡宝华先生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请来的。当时正是“停课闹革命”的时期，对大学里的教授们来说，经受着度日似年般的煎熬。所以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形势下，来到工厂里使之称贤使能，对他们来说那是求之甚难之事。而对我们这些徘徊在荒凉的文化沙漠中的学员来说，能听到名校老师的讲课那才真正是有如神助，求之不得。
文科班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文化知识、文学理论的学习后，要进入文学创作的实践阶段，就是根据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从第二年开始深入现场收集材料，为接下来的作品写作做准备。我被安排去制造线圈的六车间的技术部门，那时那里正有一项技术创新的成果要发表，我要采访创新成果中的人和事，然后在班里做汇报，谈写作打算――按文学创作的语言来说，就是提出作品构思。
在汇报自己的采访内容、提交写作构思时，我的想法被否定了。记得当时大家是这样跟我说的，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最忌讳的是陷入描写技术革命、技术创新的具体过程，虽然说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但是千万不能让人随着“过程”行动，即不能让“过程”成为主线，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人和事。这也就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些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我们在学习中听到过，但是对初写作者来说，要把握好分寸实在是很难的。不经过实际练习也是无法领会的。虽然我的这个“第一次”失败了，但是凡事起始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以后文科班出版了反映工厂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对我们每一位习作者来说，可以说都是得之于“失败之母”的恩惠。
胡老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萌芽》《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还把他的作品汇编成集出版。所以当我们一旦进入实践采访构思阶段，因为只有他是小说写作的实践者，只有他是有着丰富的实际写作经验的，因此他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老师。但是他却从不轻易地发言在先。如果是班级讨论会，他总是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一边。他从来没有盛气凌人，也根本没有师道尊严，对于我辈的“失败”，有的总是鼓励、鼓励、再鼓励。
站在学员的角度，我们要在半脱产的境况下练习写作，既要承受时间不足的压力，又要承受写作总是失败的压力，尤其是在找不到突破口时，焦躁、烦闷、气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无论是成功者还是所谓的“失败者”，胡老先生对谁都一视同仁，绝对没有厚此薄彼。这其实是胡老先生为人善良、淳朴的本质的很自然的体现。
本人在70年代末离开了电机厂，以后又跨洋渡海旅居海外。胡老先生多次嘱我在回国之际一定要与文科班的同学相聚，还特意替我整理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并说只要我有了归期就要直接告诉他，由他出面联系大家。刚开始从闵行来市区，还要乘坐长途汽车徐闵线，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每次都会出席，而且每次都要叮嘱大家几个字。记得在2006年，也就是在他进闵行福利院之前的一次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上次（大概是2003年吧，也许本人记忆有错），我给了大家三个字：“干、干、干 ”，希望大家发奋图强，干好自己的工作。今天我再要给大家三个字：“发、发、发 ”。你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独担一面了，从今以后是“发”的时候了，我要祝愿你们“一发再发，一发不可收”。
在首届文科班的成员中，以后有走上上海市级领导岗位的，有在报刊担任责任编辑的，也有在出版行业勤耕播种的……。分散时，大家各居一方；一旦相聚，大家又是同窗学友，彼此鼓励交流乃为主题。本人认为这样的风气与胡老先生的辛勤播种、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面对胡宝华先生培养年轻文人的功绩，大家也都有自知之明。肖关鸿引用魏晋时代阮籍的话，很直率地说，文科班成员的出世成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见肖关鸿著《最后的工人作家》）。而文科班的年轻人能有拔犀擢象的机会，与胡老先生的磊落胸怀、悉心培养是绝对分不开的。
四
在工厂里，当胡老先生穿着工作服出现在你面前时，他就是一位很普通的工人，你绝对不会想到他还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当他穿着一套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觉得他温稳文雅，似在工人群中是难以得见的文人雅士。记得那时我常常会在工厂的中央大道上碰到他，他总是微笑着，和蔼可亲地跟我们年轻人打招呼。他曾担任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与我同宿舍的两位室友正好是六车间的工人，说到胡老先生，大家都说他人老实，不虚假不奉承，为人方正质朴。
他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1960转为正式党员。以后曾任厂党委的宣传干事，线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等。1965年5月1日，毛主席来上海电机厂与闵行地区的工人共度“五一”，作为厂党委宣传干事，他不但见到了毛主席，还是熬夜布置会场的组织者！在本人看来，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荣誉，这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享有的至高荣誉。
1965年11月，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他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
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赴京出席了这次大会；
1992年，他年满花甲从电机厂退休了，这使他能更集中精力读书、思考、写作。尤其是在2009年2月入住闵行区福利院后，他受到闵行福利院的亲切关怀。为了方便他的学习写作，福利院专门为他配置了一间小书房。我去看望他时，他乐呵呵地带着我去看他的小书斋，告诉我把它取名为“夕爱斋”。
他在“夕爱斋”完成了《解味〈红楼梦〉》《不灭的中华文明》《世界文明漫谈》《夕爱斋诗文选》和《我在新中国追梦的历程》等五部著作，他还专门研究了《红楼梦》，面对红楼梦研究专家们的学术论断，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直抒己见。仅从上述的书名及所示的内容来看，你就可以揣摩到他在晚年是怎样一如既往的勤奋。
胡老先生在即将退休前，有一部分的精力开始移向了编写史志。他不仅上京参与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军工史》（1992年）的写作，还参与了上海市机电一局，闵行区，当然包括上海电机厂的各类史志的写作。同时也协助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和闵行社会福利院编写了《华一村村志》和《闵行社会福利院院志》，还不时地为闵行区侨联的《侨报》《侨刊》等报刊撰文。
为了表彰他退休后生命不止、学习不休、挑战年龄、不断树立追求目标的精神，2003年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向他颁发了“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
纵观胡老先生的一生，他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在旁人看来凡荣誉都是“至高”的，但是他却只把人生的最后一个上海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的荣誉证书十分珍惜地留下了。对其他的荣誉，他一概称之为“不虞之誉”，即都是意料不到的“身外之物”的意思，他说对于这些“不虞之誉”我“片纸不留”。因为自“1952年成为上海电机厂职工以后”，自己之所以能获得诸多荣誉，一概“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以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人展示了一位工厂中层干部、文坛工人作家的价值观。
五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新中国长子”的人，在上世纪中叶都经历过来势汹涌、排山倒海般的革命浪潮，在“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几乎人人都投入了从批判孔孟之道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是实际上对“孔孟之道”到底讲的是啥，为什么要反对等都不知其所以然。在我来到此地后，学校要我开讲中国文化演习课，给日本的大学生讲讲《论语》。我在国内没有通读过《论语》。为了编写教材，我捧起它，从头至尾不只一遍地读了。除了读中文原文版、现代语译版，还读了日语古文、现代语译文版。读得很认真，也读得很辛苦，但是又读得很有味。我一边读，一边就不断地在心里说，老祖宗说得多好啊，为何自己早不读呢。但是没想到这次在拜读胡老先生的论文时，读到了他对 “孔孟之道”的所持己见。这成了自己对胡老先生的“新发现”。
他的《夕爱斋诗文选》分为诗歌、散文、论说文三辑。第三辑中有一文题为《为儒家思想正名》。此文的具体内容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不妨看一下他文中的几个论点：
• 儒家思想是唯物主义思想
• 儒家思想是民本主义思想
• 儒家思想是反暴政的革命思想
• 儒家思想是中和思想
• 儒家思想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民主思想
仅仅读一下这几个标题，我们是不是已经仿佛可以看到他舞笔挥戈要为儒家伸张正义的姿态了吗？另外，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地为儒家思想正名。且不妨也引用他的话来作理解：“儒家思想是经天纬地、博大精深的，植根于天地自然之理，是批不倒打不烂的”。
本人作为他的学生，从未听他谈论过儒家学说。但是没想到，虽然我们隔海相望，但在“学习和接续”（请允许借用一下胡老先生的用词）祖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竟会如此不约而同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六
胡老先生入住闵行福利院的消息，是项纯丹（文科班学友）告诉我的。她说，胡老师开始过福利院的生活了，我们担心他刚开始也许会不习惯，难免产生寂寞感，所以我已跟老董（董福光，首届文科班班长）说好了，以后逢年过节，我们都要抽时间去探望他，“以后你回来的话，我们可改去福利院聚会”。我一口答应。从那以后，我每次回国，去闵行福利院探望胡老先生，就成了回故乡行程中的一档重要节目。记得第一次去闵行福利院是夏天，与项纯丹相约在莘庄地铁站见面，由她带领我去福利院。
对于我们的前去，胡老先生总是表示出极大的高兴。他会早早地候在福利院的大厅门口或楼梯口，说是担心我们找错了楼，找不到房间——确实有好几次我写信时都把他所住的楼栋号、房间号写错了，亏得他是闵福院的“有名人”，才没发生信件丢失的情况。每次我们去，他都要卡着我们即将抵达的时间，预先给大家泡上茶。他说茶要喝热的，但等你们到了再泡，会太烫，你们会来不及喝出茶的味道。有一次我踏进走廊，就看见他在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厅里，正端着热水瓶泡茶，也许是听到了脚步声，他回过头来，看到我就笑着说：“你看，我就知道你要到了，正在给你泡茶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茶杯递了过来。难得回国一次，受到胡老先生这样平易近人地招待，我心里实在是热乎乎的。
疫情总该消停了。我又开始了盼望回国的日子。但是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再也喝不到胡老先生给我们泡的热茶了……
人，总有离世的一天。胡老先生享年89岁，去了那个世界。但是，他携手他的学生们一步一步地行走在上海电机厂的林荫大道上，追求人生之梦的情景，还就像是在昨天……
二零二三年 弥月
胡宝华先生离世两周年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