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宇

原载于《联谊报》2021年8月24日

　1 群士所师，群农所依

　　许璇（1876～1934），字叔玑，浙江省瑞安人。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1913年7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获农学学士学位。8月，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兼农场场长，历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1924年1月，任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校长，历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教授兼农业社会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劳农学院农业社会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任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联合会正干事长、浙江省农务局局长、浙江省农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兼任浙江省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1924年至1934年期间，十年连任中华农学会会长（理事长）。著有《粮食问题》《农业经济学》等，是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创者。

　　1934年，许璇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于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任上。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校葬，蔡元培、沈尹默分别题写墓碑，马叙伦撰写墓志，马寅初等400多位各界人士敬赠挽联缅怀。于右任称其“农田实学贾思勰，乡邑先圣叶水心”；钱家治赞其“农事树先声，太岳门墙满桃李”；农学家吴耕民称其“是农界第一人，才俊至今皆后辈”；农业经济学家王益滔“今日北农皆后辈”；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蔡无忌“国之本在农，夙仰先河”；中华农学会赞其“群士所师，群农所依”；国立北平大学赞其“农校几经营，宏规亲纂追安定”；北平农学院赞其“德范久昭垂，悲哉后死失宗师”；商务印书馆“中国以农业为本，传家经训在菑畬”；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赞其“黾勉从公，是群士立身表率”。

2 从八股文到东洋文

　　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群体求新学、倡留学，积极追寻洋务活动、维新思潮的步伐，融入社会潮流。许璇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位代表人物。许璇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许璇自幼随父为课读，“年十七，入县学为生员。十九，补廪膳生员”。1901年，许璇那年25岁，已错过了最佳基础教育年龄，但还是报考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南洋公学由清末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是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初创时期，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办学目标，《南洋公学章程》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学习西方各国的科学技艺为指归”。重点培养法律、政治、外交、商务等方面人才。

　　同时，为了解决西方科学教学用书匮乏问题，南洋公学早在1898年就奏准附设译书院，1901年8月，又开办了译书院东文学堂，培养日语人才。《东文学堂拟定章程》规定“以使学者习东国语言文字，通各国历史及政法之学，速成有用之才为宗旨”，学制三年；“第一年课东语、东文，兼授万国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及法学通论”“第二年课西洋近代史、理财学、宪法……”“第三年课外交史、行政法、民法……”。学堂聘请罗振玉、王国维分别为学堂监督、执事，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岭云为正、副教习。1902年底，因“墨水瓶事件”，东文学堂与特班、师范班同时停办。东文学堂学生虽在校学习仅一年多，但掌握了较好的翻译能力，也获得一定西学基础知识，为他们日后继续深造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史》载“在（东文学堂）同学中有陆军中将丁锦、上海医院院长王曾宪、财政部科长沙曾诒、农商部司长黄艺锡。尤以近代地质学鼻祖章鸿钊、文学家吴梅、银行家周作民、名中医丁福保、近代农学开山许璇等为著名”。

　　1903年，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原监督罗振玉、教习藤田丰八，受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聘为广东教育顾问，许璇也到两广学务处襄办编辑教科书事务。1904年，广东省官派留学日本，许璇与东文学堂同学陶昌善、盛德镕、周作民等5人，以广东官费身份留学日本。因许璇等人有新学基础，他们进入日本的第三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高中），先读两年高中预科，再读四年普通高中，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接受四年农学专业教育，在大学里他是班里唯一的中国人。许璇是晚清时期为数不多的，完整地接受日本规制的中学、大学教育的留日学生，并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许璇也从当年只会“之乎者也”的举业之士，成为满口“人口、土地、经济”的近代农业经济学家。

　3 北京、杭州——双城记

　　1913年，许璇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就职于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京农大”），到1934年去世，工作时间只有短短21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3至1927年，在这14年期间，基本在北京农大；1927年至1933年7年期间，基本在浙江大学农学院。

　　1920年10月，许璇担任北京农大教务主任，标志着许璇从事农业高校管理工作的开始。在军阀混战年代，国库空虚，教育经费常被亏欠，直接影响学校运转，许璇除正常教学之外，最频繁的就是向政府要求拨付教育经费。1921年9月，许璇、马叙伦、王兆荣、谭熙鸿、许绳祖5人代表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拜访教育部、交通部要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1926年9月，北京国立各大学因经费困难，以致开学遥遥无期，许璇充分利用农大农场物产丰富的优势，用于补充经费，保证农大按时开学。时局动荡时代，学校正常经费都难以保障，何谈教学质量提高，许璇为此付出多少汗水，有多少无奈，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1927年，国民政府在杭州组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前身），8月，许璇被聘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农业社会系主任，这个职位属于劳农学院下属系主任，看似职位不高，因为1924年许璇曾任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的前身）。其实不然，就职不久，省政府任命许璇为浙江农务局局长，9月，又任浙江省考试任用人员监考考试委员。第二年7月，兼任国立浙江大学劳农学院教务主任。同月，任浙江农民银行筹备主任。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浙江省政府授予许璇如此重任，因为许璇是省政府、浙江大学“引进的高级人才”。

　　许璇为了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他担任浙江省农务局局长、浙江省农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兼任浙江省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出任杭州西湖博览会评议部委员、兼陈列品研究委员会农业品部委员、出品审查委员会委员、农业馆参事，出任上海市社会局粮食委员会常委委员。同时，许璇对民国新政府充满了希望和信心，9月，中华农学会年会在杭州召开，许璇在大会致辞中说道，“去年在广州举行年会，极受广州国民政府之优待，今年在杭州又蒙省政府之殷勤接待，按去年在广州系在□□旗下，今年在秋高气爽之杭州亦为在□□旗帜飘扬之处，是可知□□旗所到之处，即为奖励农业、尊重农学之地方。所以吾等很希望国民政府在最近期内统一中国，明年年会即可到北京在□□旗下开会”。

　　许璇一生主要职位只有两个，一是北京农大教授、院（校）长，二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20年工作中，一直从事一线农学教育工作及农业高校管理工作，三次担任北京农大校长，两次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致力于高等农学教育，成绩卓越，桃李满天下。

　　4 粮食须自给，粮食要独立

　　许璇从1922年开始关注粮食问题，并开展研究，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两国相互封锁粮食运输线为例，在全国农业讨论会上提出《设立粮食问题研究会》议案，提出了粮食的安全与独立问题，“盖食物之独立，本为国家生存之一要件，国际战争，虽未必时常发生，而其发生之时期，究难预定”，粮食对国民与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现今世界总体虽和平，但数十年后国际关系必定会变，因此不可不未雨绸缪，考虑粮食独立问题。1927年在《关税自主与农业》中，提出关税对农业保护问题，特别是要保护粮食安全。许璇指出：“各国对于农业的保护，多利用关税政策，因为一切的生产事业，所生产的物品价格在生产费以下，必难维持其营业。若进口的农产物，不征收高的税率，则外国输入的农产物，必源源而来。本国的农产物，即受其压迫，以至价格低落。业农者难以维持，必弃其业而趋都市。”

　　1931年，又提出了《外国米谷及面粉进口应征关税案》，进一步阐明了关税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1933年在《洋米征税与食粮自给》一文，分析了晚清至1931年的粮食进口数量，梳理粮食进口数量与国内粮食生产关系，为了保护农业保护粮食安全，必须对进口粮食进行征税。“我国自古号称农国者也，国富之增减，民力之岂啬，厥惟农业。实握其枢，不扶翼之，已为大愚，更加摧抑，何以自存？”

　　在保护粮食独立生产同时，许璇主张加强开垦增加粮食产量，特别是东三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对我国粮食安全起了很大作用。1934年8月，出版了《粮食问题》专著。

　5 许璇的农村合作事业

　　许璇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合作事业研究，大力倡导建立农村合作制度。1927年至1933年，许璇在任浙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业社会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务主任、院长时，设立农业推广部，兴办农村小学，创办浙江省农民银行，主办合作指导人员讲习所，开创农村合作事业。1928年，许璇兼任浙江省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所长，积极将理论研究付诸于实践。

　　早在1923年6月撰写的《设立农业组合案》一文中，许璇高度肯定欧美诸国产业组合之发达，指出“产业组合实为产业振兴之唯一原动力”，概括产业组合在经济上有“可使农民在金融上之便益”“可使农民享有买卖上之特殊利益”“可使农民大增其生产之效用”三大效果，发出“欲振兴农业及改良农村社会，非设立各种农业组合恐难收圆满之结果”的呼吁，建议“由全国农业讨论会要求政府速制定产业组合法”。

　　1926年12月，作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许璇在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合作社讲习会作演说，“欢迎合作制度的发达，合作制度在欧美诸国及日本，俱行之已久，成绩卓著。中国土地甚广，农民甚多，而合作制度尚未发达，无怪乎农民生计困难，农业萎靡不振也。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既创办信用合作社，贷与资本，此真是改良农业之最好办法”。1929年，许璇在西湖博览会上作演讲，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四个方面，对农业合作制度的效用予以高度肯定，他指出，“中国以农民为最大多数，农民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国民经济问题亦不能解决”。合作制度是解决农民经济问题方法之一，他将农业组合分为信用组合、贩卖组合、购买组合、生产组合。

　　在《合作事业之失败与成功》一文中，许璇指出，“合作事业，必须民众彻底了解合作之真正意义，并有办理合作社业务之能力，方有发达之可言。近两年来，江浙两省虽极力提倡合作，而已成立之合作社，不过略具雏形，其去成功之域，为日尚远，毋庸讳言”。许璇劝告人们，办合作社不要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要保持耐心与定力，尤其是做好入社把关，谨慎选择入社社员。

　　1929年12月发表的《信用合作社与农业仓库》一文中，许璇还大胆借鉴德国、日本的做法，提出探索类似现在“仓储金融”的“农业仓库”方案，由合作社收集各社员的农产物，存入农业仓库，仓库给予证券，合作社持此证券向银行借款。在许璇看来，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问题是一大瓶颈。破解农村疲弊之现状，农业金融政策尤为重要。许璇曾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各省皆设农民银行，各县广设农业合作社，立于农民与农民银行之间，司借贷之事，为农民谋资金之融通。

　　许璇秉承“凡讲求农业经济者，宜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经济之状况，研求关于农业经济学之原理及法则，以资实地应用”的研究宗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