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寥廓的1980年代，读书、教书，天际蔚蓝天天向上，期间与韩美林、侯镜昶、徐无闻、苏民四先生分别有过一面之识。其时，他们个个皆因专业造诣而著脚名家。
过去几十年了，彼时的印象历久弥新，记之如次。
1，韩美林
得识先生，算是因缘际会。
大四的时光慵懒散漫，做完论文后的日子更加多了些腻歪歪的自由。同学们都貌似安然地静候分配，我则搬离学生宿舍，住到了同校工作的克立舅舅家。
六月的一天，好象接近中午吧，我和于鲲表哥、李鸣同学正在家中闲谈，隐约听到有人在喊“于克立！于克立！”且渐次迫近。喊声急切，透着极力抑制又明显无从把控的亢奋与期待。
我迎出去后，看见一个笑意盈盈的人，连拽加拱地转入楼梯的拐角平台。他看到我后稍一停顿，指指开着的房门，笑咪咪地问我：
“于克立家吗？”
他并不等我回答，紧接着说，“我是于克立的小尾巴。”然后敛住笑容，颇有些一往情深地感慨道，“小尾巴三十多年没见到老哥了！”马上象是想起了什么，重又笑咪咪地对我说：
“我是韩美林。”
我着实吃了一惊。
那时，韩美林是继黄永玉后，全国第二个搞个人画展的画家；中美刚建交不久，他就到21个美国城市作艺术巡展，声誉鹊起，大名常常见诸各种报刊，于我等言，如雷贯耳。
他？竟然就在眼前？！
眼前的韩美林先生，五十岁不到的样子，很俊秀。白色短袖衬衣扎在藏青色的长裤中，象个机关干部。密实的黑发偏分着。双眼皮大眼睛，目光喜气洋洋；方圆脸盘，满面惠风和畅。个头不高，但个身儿敦实圆肩厚背，约略见出北方男儿的气象，浑身散发着迥异于年龄的蓬勃生机。一口夹杂着济南风味的普通话，很是一种烟火旺盛温暖人心的形象：亲和，随和。
进到屋里，他说：“在话剧团时，我是于克立的小尾巴！”等听了他和克立舅舅一番忆旧，我才慢慢弄清楚，建国初期，他俩曾共事于济南话剧团，因同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平时形影不离密有过从。他是团里的演员，当时才十五六岁，天天跟在克立舅舅的屁股后面，自认“小尾巴”。后来，克立舅舅调入某高校工作，他也早已转行并考入中央美院，几经辗转调去合肥，供职安徽画院。
坐了下来，他又说：“山东电视台给我拍了个专题片，这次是来补‘三孔’的镜头。”他说，在拍片的过程中，“打听了好些人，才找过来。”
故交如真金，百炼色不回。
重逢自是赏心乐事，酒饮茶叙，几乎全是他俩的过去和现在。
韩美林先生说，他的家和克立舅舅一样住在高校，夫人朱娅去了法国，他和女儿一起生活。他说自己当下的状态，是“作画育女，写字养猫”。
说到养猫，他露出一丝介于调皮调侃间的表情，有些淘气地说：“我给猫起了个女人名，嘿嘿，叫张秀英！”
克立舅舅在家里宴请的他。
席间，他一再问有没有他能做的事情，“有就说，千万别客气！”并表示，老朋友不可相忘于江湖。看到屋里悬挂的行草卷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齐鲁方家魏启后先生的大作，夸奖说“选得好。”又对克立舅舅说：“这方面，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
饭后稍坐了一会儿，韩美林先生就要赶去栏目组了。走到门外时，又对克立舅舅说：“咱们以后相见也难。有事就吩咐，别忘了我是你的小尾巴！”
就这样，先生一个人忽忽而来，又一个人匆匆而去，朴实的象一块成熟的土地，若隐若现着沁人心脾的味道；又象一束缝隙里的光芒，透亮，磊落，时见点点浮游的尘埃。
他的突然造访，让克立舅舅兴奋不已，压根就没有想他当下的名头。直到第二天才恍然大悟，后悔当时没领会他话里藏有的某种暗示。不过，很快就心思清朗了：“几十年前的朋友，能见上面，就没有遗憾。”
后来我琢磨过很多次：先生为什么不直接留下墨迹呢？况且，克立舅舅家里还支着女婿启伟哥的画案。也许，面对老友，他不愿太过直白的显摆自己？
“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 忆在东溪日，花开叶落时”，诚如斯言！
2，侯镜昶
对侯先生的印象，最初起于他的名字。
先生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理事，也是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的编委，我就是在这本教材上，第一次看到了先生的名字。乍见之下，觉得有些怪怪的，特别是“昶”字，那么生僻，我查阅了《辞海》，才知道它念“厂”，才明白这个“永远的太阳”，是指白天时间长和舒畅、畅通的意思。
那时候，南大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联袂呼吁重开大学语文课，并在两校率先垂范。匡先生还为徐先生主编的这本《大学语文》，写了洋洋洒洒激情四射的序言，各种各类的研讨研修也随之而来。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八五年八月，首届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在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举行。作为参会者，我来到了重庆北碚，见到了前来主持研讨会的侯镜昶先生。
记忆中，十多天的相处，侯先生专门对我说的话，只有两次，好象也只有两句。
报到之后，我约着东北师大的诗人蓝远方老师，来到侯先生的房间。
先生也是刚刚到来，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面部平静得有些冷漠，但说话倒也和气。南方普通话，所有的字词在唇齿间简短又急促地研磨着，不时露出前门的氟斑牙。先生南人北相，个高，头方，健硕。厚重的头发灰白参半，灰发的体量稍占上风，留着偏背发型，梳理严谨。戴眼镜，从镜片里透出深遂的眼神，一派一丝不苟的学者风度。
当时聊些什么话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问了我一句：
“在哪里吃饭？”
“在一楼。”我回答说。
“噢，一楼啊！”他重复着说。
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把“一”发成三声，他发的一声，使我立马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话可能是不着其调的。母语对大脑的植入，一如味蕾坚挺的记忆，根深蒂固。
这是第一次对话。
第二次是在会议包租的游轮上。
那天，我们乘游轮逆嘉陵江而上，去合川钓鱼城。有个研讨议程，安排在途中船上，很快结束。剩下的时间，侯先生为大家写字。
侯镜昶先生的书法成就盖过他的学术成就，提到他时，更多地说他是书法家。
我想请先生写一幅唐代刘禹锡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说字数太多，没有那么大的纸张。
“这样吧，”先生见我有些失望，便中和了一下：“取其诗意，我给你写两个字：‘一鹤‘！”
其实，他给谁都是写了两个字。
先生笔法滞涩、古朴，象反手写就，风格别具。回山东后，学生曹俊替我装裱成卷，挂了起来，后因挪动时损毁，常常叫我沮丧。为了补救，我请学弟刘文超治成一方朱白印文的闲章，专事藏书之用。每每翻书，时见“一鹤”，聊作慰籍吧。
顺便说说曹俊，他已是客居纽约的旅美画家，成名于新西兰，现为多家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
“天不教人客梦安”。
记得沈从文先生有言，“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
当年，我与同济大学孙周兴先生还是同事，听他说，其母校浙江大学延聘侯镜昶先生筹建中文系并任主任，南大不放人，先生只好南京杭州两头兼顾。
而这，最终要了他的命。
客居浙大时，先生突发脑溢血。身边没人，南京以为他在杭州，杭州以为他在南京，发现时，先生早已魂归道山。
“永远的太阳”呢？天妒英才！
3，徐无闻
在重庆研讨会上，我熟识了哈尔滨的张晚光老师。张老师是内江人，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闲聊时，他说他的老师徐永年，因耳聋自号“无闻”，写一手好字，找机会要带我去见见。
第二天，他说徐老师正好在写字，咱们快去。之前我没听说过徐永年或徐无闻这个人，就一路犹犹豫豫随张老师过去了。去了才听说，徐先生要到日本参加书法交流活动，一小时后就启程去机场。张老师连忙介绍，说我是山东来的，在某高校任教，想求先生的墨宝。
倒也没有多说别的，徐先生直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先写在纸条上。我写的是《国际歌》里那句“让思想冲破牢笼”，先生看了后淡淡一笑，又轻轻点头。写好了，还特意缀上一句“XⅩ小友嘱书此语”，晾干后我们就拿着回住处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过后惟剩几个特别的印象：一是徐先生的慷慨和他的瘦小文弱、沉默寡言；一是他戴着助听器，听事时仍会侧着耳朵；一是作品一律由夫人盖章钤印。徐夫人始终站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同样的寂寂无语。
还有，就是现场氛围给我留下的感觉。这感觉是怪异的，有如一场晚秋的斜风凄雨之后，天的温度降低，人的温度降低，象读了李清照的《声声慢》。
可能因很少有对话而形成的冷清使然吧！
尽管内心不认为这是什么名家大作，但我还是觉的，这幅书法作品清秀虚和、萧散疏放，有魏晋风骨、宋元意趣，体现着不一样的美学价值，很适于观瞻欣赏，就一直挂在案头墙上。
直到二O0八年，农大的书法家赵立新先生，告诉我有关徐无闻先生的如此这般后，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我当年见到的，是书法界的扛把子啊！
又经了解，更是让我震惊不已！
——徐无闻先生，当代著名学者教授、书法家、篆刻家，在文字学、金石学、碑帖考证和书法、篆刻及收藏等领域都有建树，是全能型人物。他对书法艺术界、学术教育界都有着巨大影响。先生还是二十世纪巴蜀书法和篆刻的代表人物，对巴蜀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代表了学者型书家的典型形象。
有眼不识荆山玉啊！
即便张晚光老师，也只是告诉我徐先生人好字好学问好，似乎对乃师的地位和影响也不甚了了。
可惜，先生早于1993年故去了，那已是我见过他八年之后。
4，苏民
苏民，原名濮思荀。作为北京人艺的第一代演员，他和于是之、郑榕、朱琳等倾情演绎的第一版《雷雨》，早已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先生扮演的周萍，也已成角色范本。
1986年8月，我参加的一个研讨会有幸邀到苏民先生。在原化工部烟台疗养院的房间里，我拜访了他。
上学时，因专业关系，观摩人艺版话剧《雷雨》，是必须的课外作业。我的当代戏剧课老师胡授昌教授，是曹禺研究专家，讲授《雷雨》自是另有心得也格外投入，他说苏民扮演的周萍“不着痕迹”。
但当我见到苏先生本人时，完全颠覆了他因角色规定而展示的舞台形象。
生活中的苏民先生，白皙，干净，修长，舒展，举止有度、收放自若、从容不迫，脸上挂着掺有一丝傲然神情的不卑不亢，予人以强烈而深刻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自带一种令人敬重的气场。
我提到他塑造的周萍，稍带吹捧地奉其为经典。他抬手一抹似地挥挥又摇摇，探着头对我说：“剧本经典呐！曹禺先生经典呐！这是话剧的底子，因经典而扎实的底子。”
意料之外的谦虚之后，苏民先生又展示了他厚实的专业素养。
听我说方言，他注视了一会儿，说：”老师要讲普通话。你看，四声、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只有普通话能够全部体现和读出，其他任何方言都做不到。”
他顿了顿，说：“所以，也只有普通话能完美表达喜怒哀乐等所有的情感，而且说出来不觉尴尬、生硬和局促。老师讲诗词、讲散文，一定得朗读示范，不用普通话，就出不来那股子味儿。所谓抑扬顿挫淋漓尽致，只有普通话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他忽然叫我用家乡话，诵读高尔基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笑了笑，心领神会。
先生极富人文情怀。他说，他要在研讨会上专门讲一讲怎样发声怎样保护嗓子的问题，他认为，许多老师包括演员都“不会说话”，这让人着急。他一边示范，一边嘱咐说：“要用气发声，不要从嗓子眼里挤。老师和话剧演员一样，嗓子是本钱啊！”
后来，听他儿子濮存昕受访和演出时的发音特色，我知道，这确是得了真传。
说话间又有人来访。
我观察到，先生与来访者之间的对话，在涉及专业领域的话题上，他都是用心指点精心指导；在其他话题上，他都是放平身段共同探讨。我想，如果把“德艺双馨”设置为一种模式，大概就是苏先生的样子吧！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2016年8月28日，九十岁的苏先生于睡梦中安然离世。
——善终，是人的五福之一。
……
俱往矣。
以一代代的谢幕换取时光不断的陪伴，是人类欢欣又凄凉的无奈。
四先生之中，三位早已作古，硕果仅存的韩美林先生也八十多岁了。就让浸淫了流光冷漠无情的记忆，以不变的姿势嵌入亘古且永恒。也让漫漫时空里的每一次回眸，依然天高云淡。
（所有人物图片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