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出租车改革成为关注的焦点，网络约车会不会取消，“份子钱”将如何去留，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我国现行出租车行业管理存在着严格的管制政策，诸如车型限制、租价管制、总量控制、准入政策、异地管理等。其初衷是好的，意在保护乘客利益、减少城市交通阻塞、加强路政建设等。但这种管制制度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反而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良好发挥。带来的后果很严重，乘客打车难，欺客宰客现象屡禁不止，乘客乘车体验下降。同时，由于打车难，造成黑车横行，出租车司机收入下降，甚至还发生了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对乘客、对出租车司机，乃至出租车公司都造成了不利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出租车行业的政府治理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脚步，造成了监管失位，没有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出租车服务是一种紧缺的奢侈品，营运车辆少，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高官、外国旅客、高收入者。80年代后，城市旅游开始发展起来，对于出租车的需求不断增多，在1990-1995年间，政府对于出租车的管制比较宽松，只要申办者能够提供身份证明及经营能力证明，就可以获批经营，有些城市甚至出台各种措施鼓励出租车发展。这段时间，政府仅对价格、里程、防欺诈进行管制，没有总量控制和准入控制等政策管制，各地出租车业迅速发展。迅速发展带来居民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的急剧膨胀，大量出租车进入营运，挤占车道，恶化了城市交通；行业内部纠纷增多，司机收入下降等问题，行业由此开始进入高度管理时期。
1995年开始，我国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和准入控制。2000年后，出租车管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政府纷纷强制推行公司制，取消以前的“挂靠”管理，推行“收车政策”，规定出租车经营权使用年限等。但，这样强度的管制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车型限定加重了司机的负担，导致腐败横生；高“空驶率”、高价格，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数量控制，导致黑车效应，司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都给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2012年开始，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互联网约车企业开始大举进入出租车行业，进入伊始，就显示了其巨大的活力。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互联网约车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首选。网络约车有效的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缩短了乘客等候时间，降低了司机的空驶率，降低了居民出行成本，同时通过共享车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道路拥堵，缓解了困扰居民由来已久的“打车难”等问题。
互联网约车就像一条鲶鱼冲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中，在极大的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与进步。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先后有武汉、襄樊、南京、义乌、杭州等城市取消了出租车有偿使用费。在2015年10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数量控制、价格管理、准入退出、司机权益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革意见和措施。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乘客为本，是这次出租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在这个前提下，面对网络约车这一新兴业态，政府部门基于乘客为本，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采取适度管理，合理引导网络约车行业合法、合规、安全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放管结合是政府实现高效资源配置的有效管理手段。面对出租车改革，放的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管制，管的事网络约车的合法、安全经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持续的有效释放传统出租车行业与网络约车行业的鲶鱼效应，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满足居民出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