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也就是说，读书读得好的人才能做官，而官做得好就必须读书。这是圣人之语，也似乎是千古名言。
在中国的历史上，读书做官论是真理，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不做官就等于白读书。
而事实上，真正的书读得好的人比较多，而书读得好又官做得高的人也并不多，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并不好，甚至是很惨。
大宋才子王安石，不仅书读得好，文章诗词件件精通，更是官做得大，而且在北宋神宗朝掀起了一扬改革的大潮，身前轰轰烈烈，死后功罪任人评说。对王安石的功与过，自他去世后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未定论。似乎没有一个读书人在他的身后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是历史的一大奇异现象。
王安石变法在众多反对势力的围堵下失败了，宋神宗强国的努力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沦落为互相倾轧的道具，外族的入侵更加深了国内矛盾的加剧。神宗身心俱疲，仰天长叹，他已经失去了斗志，皇位对于他已毫无意义了，因为这一场变法牵动了他太多的精力，变法的失败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一切都显得那样力不从心了，一切都是太匆匆忙忙，他甚至连接班人也没有选好，就倒下了，倒在皇帝的岗位上了。
随着神宗皇帝的倒下，司马光等保守势力全面掌权，王安石变法被全面否定，各项新法被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政治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此时的王安石远在江陵，静观世事变迁，他也只能一声叹息，无可奈何了。
成王败寇，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王安石在一片骂声中恨恨地离开了这个乱嘈嘈的世界，身前事不随意，哪管身后名也。
王安石死后，首先评价他的是他的政敌司马光，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这样的：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司马光与王安石既是政敌，但又是文友，既有政治倾轧的仇恨却也不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这是当时社会的稳定的需要，否定王安石的政治功绩同样也为了统治和权力必须手段。
司马光是政敌，他的评价肯定带有个人的政治偏见，那么朱熹就不一样了，朱熹是大理学家，是决心要走圣人之道的，那么他又是怎样评价王安石的呢？请看下面：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嗯嗯，与司马光差不多啊，肯定其道德文章，同样否定其政治功绩，但是，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看作是王安石个人命运的不幸，有同情之意，也算是良心之言了。
如果就此定论作为盖棺论定，那倒也罢了，而事实上，对王安石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始终是反反覆覆，变幻不定，要么高度评价，全面肯定，把他与圣人齐名，要么又全面推倒，把他当作一个欺世盗名者来批评。
更有戏剧性的是，在王安石死后到南宋灭亡，在这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内，王安石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安息，总有一些人拿他来掀风作浪，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都是为了当时的政治的需要。
神宗去世后，哲宗接位，由于年龄太少，皇权被高太后把持，重用的司马光等旧臣，全面否定了熙宁新政，恢复了仁宗时的旧体制，王安石死了，终于也算是善终，虽然没有死得哀荣，但也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高太后死后，哲宗马上反过头来，做了九年傀儡的赵煦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要恢复熙宁政体，重新推行王安石变法，而其实赵煦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在乎变与不变，他只是为了赌气，为了报复元祐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祐党派被全面打压，当然，熙宁的改革派又复辟了。
在宋徽宗统治的前期，依然保持了哲宗期的路线，但这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和对王安石的个人评价问题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而且由此而形成了党派之争。
尤其是在北宋后期，面对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的尖锐矛盾下，宋徽宗与宋钦宗为了推卸政治失败的责任，更是把王安石当成了宋朝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口诛笔伐，全面攻击，王安石从此被拉黑了。
南渡以后，王安石一直是被当作北宋灭亡的罪人而受到批判的。
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王安石虽然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但是他始终没有上奸臣榜，这是由王安石的道德的力量所决定了的，因为王安石的一切行为都没有私人的欲望，而是为了公家，无论是他的失败与成功都有时代的原因，他只是一个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