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城里叫理发，乡下叫剪头。常听朋友说，在中国理发就是一场豪赌。对于这句我是感同身受，却也怀有淡淡的哀思。
记得小的时候物质匮乏，我们那剪头的少，要到县城里才有。没办法，父亲立马变成了理发师，记忆中父亲总是无所不能。一条长凳，一块长布，一把剪刀，外加一个绿花“大洋碗”。洋碗罩头上，顺着碗边，卡擦卡擦不到半小时就大工告成。剪完就像一个大冬瓜，头上长了一片草，我们那叫“冬瓜头”。我整天脖子上顶着个大冬瓜到处跑，受尽嘲讽。
后面父亲在外打工，头发又迅速占领了这个“冬瓜”，没得办法，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哥哥头上，哥哥也是“不辱使命”，剪刀，长凳，不过没了洋碗，有模有样的剪起头来。由于哥哥第一次剪，火候欠佳，哥哥为我剪了一个“马啃头”，一道一道的，像斑马的条纹，马啃过一般，为了怕嘲讽，我躲家里足足半个月。
后来我们村来了理发师，终于逃脱了噩梦。我最喜欢去街西头的那家理发店，因为理发的是个漂亮的阿姨，技术杠杠的。她最擅长理平头，进去里面先把头发打湿，挤点洗头膏一抹，然后从上到下，从左往右，从耳朵到脑门给你抓个遍，她的指甲很长，手到之处如“九阴白骨爪”般，感觉头皮都被刮去了，不过特舒服，然后用毛巾擦干，再用吹风机吹直，她拿一把梳子在你头上比划，梳子划到的地方用“洋耗子”(一种长得像耗子需充电的理发工具)一推，再顽强的头发也会应声而落，就那样七手八脚的，一个平头一蹴而就。有一次班主任看到了，砸砸嘴，不错呀，你这头型“板扎”呢嘛，我看可以放一个篮球，哪里剪的？我也去剪一个，瞬间自信爆棚，立马准确无误的把地址告诉了他，后面我们班一半以上都是平头，包括班主任。
随着村里条件的改变，理发店也相继开起了五六家，这时候剪头成了我的一大难题，因为不知道去哪家是好。村东头有一个老头，一脸严肃，长脸长鼻小眼，很少说话，大概六十岁上下，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她的老伴是他的得力助手，不过生意特别好。
我去理过几个。他擅长理“高庄平头”，也用洋耗子，不过理发剪用的最多。你走进去说理发，他看你一眼，手往洗头处一指，你就得乖乖的坐到小凳上等候胖老伴的“招呼”。胖老板倒还热情，每次都会问水温烫不烫，吃饭没，在哪上学。虽然胖，却也还娴熟，三下五除二就洗好了，还拿毛巾帮你擦头洗脸，你甚至可以抱着手一动不动。洗好后我自然的坐到升降靠椅上，他也不问你，操起剪刀就剪，不过特细致，鬓角，脖劲后绒毛都给你刮得一干二净，剪完后用一块海绵赶走碎发，收钱，走人。
有一次，人太多，到我太阳都快落山了，但他依旧不慌不忙的剪起来，大致剪好，我给钱走人。回到家才发现，还有一些地方还有残余，没剪好，都怪自己太匆忙。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有人叫门，一看是他，我正怀疑他是怎么知道我家的？“你的头还没剪好，我家那老太也是，怎么就收钱放你走了，快跟我回去！”他突然开口道，随即一脸严肃，我耷拉着小耳朵只好执行命令。回到理发店，他把胖老伴训斥了一遍，给我重新修理毛发，足足修理了二十分钟。到后来我常年离乡，听母亲说，没几年他就走了，多么好的一个人，听说是癌症，我还有好几个头等着他来收拾呢！愿你一路走好，到天堂不在受苦，我敬爱的理发师爷爷。
这几年，我在外上学，工作，一晃几个年头了。我去过富丽堂皇的发廊，也去过街边理发店。理了很多头，看着一个个年轻帅小伙，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不是说技术不好，但我总怀念我的“冬瓜头”，“马啃头”，怀念那“九阴白骨爪”，怀念理发师爷爷“高庄平头”。我觉得他们真正称得上理发师。物质文明总会取代一些老的落后的东西，但那些旧东西的背后，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怀，一种味道。我不反对先进科技，但我对旧的东西依然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与底蕴，值得我们去追忆，去尊敬。对于理发，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句挽联是，“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是也对那代人最好的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