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故事来看，《庶出的标志》可谓政治色彩极度浓郁，很容易归纳为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小说类型，但纳博科夫既瞧不起奥威尔的反极权小说，也不愿接受自己的小说被概述为政治类型的文本。单看书中充斥着极权色彩的人物，必定将小说看作是政治小说，然而纳博科夫自己在《前言》中特意声明，这些人物并非类型人物式的存在，也非某种思想的载体，他写的主题是“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纳博科夫的言下之意，是要我们去注意一个个体在一个怪诞邪恶的人质国家里的个体意识，要我们去注意生活在极权国家里的独特个体的意识活动和永不停止的头脑思维是如何运转和随着时局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小说细节的认真捕捉。
没错，细节。纳博科夫是书写细节的文字高手，以致于他对待细节的认真态度往往打断故事情节的叙述。在《文学艺术与常识》里，纳博科夫就说过：“我想像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在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庶出的标志》的重点就在于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生活在极权高压下走钢丝的克鲁格夹杂于丧妻之痛和儿子安全的情感变化，在被极权领袖强迫为政权表忠心的死亡之途中，作为个体的克鲁格是如何一步步从优雅文明的典范变成歇斯底里的疯子的，个体意识是如何被集体运动所摧毁的。然而，纳博科夫笔下的文明典范最终的结局，或许正如另一位来自俄国的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越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他也就越自由，尽管他有可能越不幸。”尽管这位“文明的典范”在歇斯底里的抓狂下最终面临着鹰犬的子弹，但纳博科夫在残酷美学中安慰我们：“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