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春季，正月，大旱。
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郑崇字子游，出身于高密的世家大族。家族世代与王家互相婚嫁。他的祖父携带资产迁徙到平陵。父亲郑宾通晓刑法律令，做过御史，奉事贡公，享有公平、正直的好声誉。郑崇年轻时做郡里的文学史，后至丞相大车属。他的弟弟郑立和高武侯傅喜出自同一师门，相互友好。傅喜做了大司马，推荐郑崇，哀帝提拔他做了尚书仆射。他几次求见皇帝，直言相谏，皇帝开始还采纳他的意见。每次进见他都穿着皮制革履，皇帝开玩笑地说：“我能辨出郑尚书的履声。”
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在亲舅中加封了五个侯爵，上天竟因此而白天昏暗地如同黄昏一样赤黄无光，正午间黑气弥漫。现在皇祖母的弟弟中已有两个侯爵。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而封侯；高武侯因为位居三公而封侯，这两位都有封侯的理由。现在没有缘由再加封傅商，这违犯了朝廷制度，也违忤了天意人心，而对傅氏一家来说也不是好事。我听我的老师说过：‘违犯了天阳的就会导致极弱，违犯地阴的就会导致凶灾夭折，违背人心的就会有败乱亡国的忧患，违背神明的就会有疾病夭折之祸。’所以周公著书劝诫说：‘君主不知道稼穑的艰难，只知道一味地玩乐享受，必招致夭丧而不能高寿。’因此衰败之世的君主往往夭折早亡，这都是违犯了阴性导致的祸患。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承受国家的责咎。”说罢，拿着封傅商的诏书草稿站起来。
傅太后非常愤怒地说：“哪有作天子的反被一个小臣所压制的道理!”皇帝于是下了道诏书说：“我年幼的时候就丧父，是皇太太后亲自养育了我，才免于夭折在襁褓之中，后又用礼义教导我，使我成人，皇太太后的恩德非常大啊。‘想报答恩德，却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啊。’侍中光禄大夫傅商，是皇太太后的亲弟弟，从小也是皇太太后养育成人的，皇太太后对他恩义最深，也最亲近。可以加封傅商为汝昌侯，做崇祖侯的继承者，把崇祖侯的封号改为汝昌哀侯。”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其父名董恭，任御史，董贤担任太子舍人。哀帝继位，董贤由太子从属升为郎官。二年多后，董贤负责在殿下传漏报时刻，长相美貌喜人，哀帝望见后，喜爱他的外貌，看着他问道：“你是太子舍人董贤吗？”于是召至殿上谈话，授官黄门郎，从此开始得宠。问知他的父亲是云中侯，当日提升为霸陵县令，又提升为光禄大夫。董贤受宠日甚一日，充任驸马都尉侍中，外出则同车陪乘，入朝则侍奉左右，十几天赏赐累计万万，地位高贵震动朝廷。他经常与哀查一同起卧。曾有一次白天睡觉，身子压住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来，董贤未醒，哀帝不想惊醒董置，便割断袖子起身。他受到的恩宠就是如此。董贤性情也很温柔而邪僻不诚实，善于谄媚取宠以站稳脚跟。每当给假许他洗沐，都不肯外出，常常留在皇帝身边照看医药。皇帝因为董贤难得回家，就下令董贤带他的妻子暂时居住殿中，就宿在董贤的休息处，如同官吏们的妻子居住官署宿舍一样。又召董贤妹为昭仪，地位仅次皇后，改名她的房舍为椒风，以便和皇后的椒房相配。昭仪及董贤与其妻早晚上下宫殿，同时侍奉皇帝左右。赏赐给昭仪及董贤妻也各有千万钱之多。接着提升董贤父为少府，赐给关内侯爵位，赏给采邑，不久又调任为卫尉。随后又让董贤的岳丈当了将作大匠，其弟任执金吾。下诏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阙旁建造巨大的宅第，有重殿洞门，土木雕琢极尽工巧，柱槛都用绋锦为衣。下至董贤家奴皆受上等赏赐，连武库中的兵器，皇帝御用珍宝都在赏赐之列。选贡各种物品，头等的都归董氏，皇上和皇室用的是次一等的。还有东园库房的棺椁，珠子连成的短衣、殓尸的玉衣等身后之物，都提前赏赐给他，真是应有尽有。又下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义陵（哀帝陵）旁边建造坟茔，里面建有供休息之用的房屋，屋顶用坚实柏木作成尖盖形，外面修建巡察道路，四周围墙数里之长，门阙上挂的网屏十分讲究。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我登上皇位以来，卧病未愈，反叛的陰谋，相连不断，叛乱的臣子，亲近侍奉在宫中。前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向鬼神祈祷诅咒我，派侍医伍宏等内侍来切脉，几乎倾危了社稷，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了！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
毋将隆字君房，是东海兰陵人。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在朝内掌管尚书事务，在朝外统率兵马，沿袭旧例挑选设置从事中郎参加讨论决策，就上奏请求让毋将隆担任从事中郎，后升任谏大夫。成帝末年，毋将隆递上密封的奏章说： “古时候选拔诸侯进入朝廷担任公卿，藉以褒扬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让他住在驻京公馆裹，藉以镇抚天下。”那以后皇上终于立定陶王为太子，毋将隆升任冀州牧、颖川太守。哀帝即位后，毋将隆因为考核成绩优异而当上了京兆尹，后又提升为执金吾。
当时侍中董贤正受到宠幸，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去买一些官用婢女，用很低的价钱买到，又买了执金吾的官用婢女八名。毋将隆上奏说价钱太低，请求改为公平的价格。皇上于是下令给丞相、御史大夫说：“互相谦让的礼节盛行，那么像虞芮两国那样的诉讼自然平息。毋将隆位列九卿，既没有能力匡正朝廷的处置不当之处，却反而奏请和永信宫争执买卖价钱的高低，公布上奏内容，没有人不知道了。他的行动举止不合义理，沽名钓誉的风气从此开始，无法昭示百官，伤风败俗。”因为毋将隆先前有安定国家的论策，所以仅降为沛郡都尉，后又升任南郡太守。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学，通晓经术，做过县乡啬夫、束州守丞。后做都尉太守功曹，推荐孝廉时做了郎，因病离官，又做州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征召鲍宣，推荐做议郎，后来又因病离开。
哀帝初，大司空何武拜宣为西曹掾，很敬重他，推荐宣做谏大夫，调任豫州牧。一年多，丞相司直郭钦向皇上进言说：“鲍宣措施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判决诉讼案件，考察条款超出六条之外。外出巡视乘车不驾六马，而驾一马，只宿于乡间公舍，被众人非议。”鲍宣因犯错误被免官。归家几个月，又被征召做谏大夫。
鲍宣每处在谏大夫的位置，常上书直言规劝，他的言辞质朴。这时哀帝祖母傅太后打算与成帝母一起称尊号，给亲属封官爵，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开始坚持正义，违背傅太后的旨意，都被免官。丁、傅子弟一齐晋官晋爵，董贤位尊而为君王所亲近，鲍宣上书说：“臣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亲把持政权，人人拉拢私人势力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通路，使天下污浊混乱，奢侈无度，百姓穷困，因此日蚀近十次，慧星四起。危亡的征兆是陛下亲眼看到的，现在为什么重复过去甚至更严重呢？朝臣没有大儒骨鲠、白发之师、雄伟之士，能论议通古今，叹息动众心，忧国如饥渴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偏爱外戚小童及宠幸之臣，董贤等在皇帝宫禁下，陛下要想同这些人来恭承天地，安海内，很困难啊。现在世俗说不智者为能，智者不能。从前尧惩处四大罪人而天下人臣服，现在任命一个官员而众人都迷惑；古代判人之刑百姓悦服，现在奖赏人反而迷惑。搞私人关系，群小一天天出来做官，国家空虚，用度不够。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兴起，官吏也成了凶恶的贼人，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现今总计百姓有七失：阴阳不调和，水旱成灾，第一失；朝廷加重索取雇更卒的钱和租税，是第二失；贪吏借公肥私，收取不止，是第三失；豪强大姓蚕食无厌，是第四失；残暴官吏的徭役，使农夫失去农桑的节令，是第五失；闻部落鼓鸣以为有盗警，则男女遮列追捕，是第六失；盗贼抢劫掠夺，取民财物，是第七失。七失尚可，还有七死：残酷的官吏捆绑拷打至死，是一死；治理监狱之事严峻刻薄，是第二死；冤枉陷害无辜，是第三死；盗贼四起，抢劫不断，是第四死；因怨恨互相残杀，是第五死；年成不好受饥挨饿，是第六死；因节令气候不好而屡发病疫，是第七死。百姓有七失却无一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很难；百姓有七死却无一生，想望刑法搁置不用，实在很难。群臣只想做高官，食重禄，哪里有对小民百姓施加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教化百姓的人呢？心意只在营私，还说是宾客所求，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利罢了。以苟且容身委曲服从为贤，以拱手而默无所言空受俸禄而不治事为智，说像臣宣等为愚蠢。陛下从岩穴提拔来，实希望有些益处的，难道只想使臣吃美食，做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之上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替天统治养活平民，看待他们应该一样，这才符合《尸鸠》诗的意思。现在贫民连野菜也吃不饱，衣服无穿的，父子夫妇不能保全，实在是心酸。陛下不救，将如何使百姓归顺？为什么独私养外亲与宠幸臣子董贤，赏赐多以亿计，让奴从宾客视酒如浆，视肉如豆叶，奴仆侍从都发了财，这些不是天意。
汝昌侯傅商无功却受封。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陛下用的人不是自己所封。像这样想让天高兴百姓心服，能办到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言词动听足以使众人动摇，倔强得出奇，真乃奸人之雄，欺世尤为厉害的人，当及时罢退。至于外亲幼童未通经术的，都应令停止官爵去学习，赶快征召原来大司马傅喜让他统率外亲。原来的大司空何武、师丹，原来的丞相孔光、左将军彭宣，经术都通过博士的教诲，地位都经历过三公，智谋威信，足以参加建立教化，谋划国家安定。龚胜做司直，郡国选拔推荐人才都会慎重，三辅委输官不敢干邪恶的事，可以委以重任。陛下前因小事不能忍受就撤消了何武等职，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容纳很多无功德的人。治天下的当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不得只自专快意而已。上有皇天谴责，下有百姓怨恨，编列有规劝争辩之臣，陛下如果想要自己轻视自己而看重恶臣，天下人也不会听从。臣虽愚憨，难道不知多享受俸禄赏赐，吃太牢美食，扩大田宅，优厚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仇怨来安身吗？实在是为大义所逼，做的是以谏诤为职责的官，不敢不竭尽愚力。希望陛下稍留神明，阅览《五经》之文，追究圣人的深厚之意，深思天地的告诫。臣宣嘴笨言辞迟钝，不尽深切之心，竭尽死节罢了。”
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 我听说《六经》上谈论的治国之道，推崇在没有混乱之前就进行治理；军事家对于胜利，推崇在没有交战之前就已经战胜敌人。这两种说法的道理都十分精妙，然而处理国家大事的根本原则，却不能不明察。现在单子上书要求朝见陛下，陛下不允许而予以推辞，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便要发生矛盾了。本来北方那些少数民族，就是五帝也不能让他们臣服，三王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因而不能使我们的关系出现裂痕是很明显的事。我不敢说得太远，请允许我援引秦朝以来的事例加以说明：
凭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猛，统率带甲之士四十多万，然而却不敢窥视西河，衹是筑起了长城做为分界。正当汉朝刚刚建立，凭高祖皇帝的圣威，三十多万军队被围困在平城，有的人七天都没吃饭。当时高祖身边有许多奇谲善变的谋士、善于谋划的臣子，然而高祖等人最后才所以得以逃脱，却是靠了人们不愿说的方法。另外高皇后也曾经对匈奴十分气愤，召集大臣们在朝廷商议，樊呛请求率领十万骑兵攻打，横行匈奴。季布却说：“应该杀了樊啥，这么愚妄地阿谀奉承皇后的旨意！”于是由大臣们予以权变，顺着来信的言辞写了回信，然后与匈奴的矛盾才解决了，威胁中国的忧患才得以平息。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入侵北部边境，探马一直到了雍甘泉，京城震动，皇帝派三位将军率军分别驻扎在邹]柳、棘门、霸上以防备匈奴，几个月后匈奴才退去。孝武皇帝即位，在马邑设谋埋伏，想诱歼匈奴，派韩安国率领三十万军队在边地截击，匈奴发觉后退去了，汉朝白白浪费了资财，军队的辛劳也白费一场，一个匈奴人也没有见到，何况是单于！后来孝武皇帝深切思虑国家大计，规划宏大长远的方案，于是大批地出动军队几十万人，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征战十多年。于是汉军渡过西河，越过大沙漠，攻破真颜，袭击单于王庭，到达了匈奴最远的地方，追歼败逃的敌人，在狼居胥山上设坛祭天，在姑衍山上祭地，到达了瀚海才回来，掳获的匈奴王公贵人数以百计。从此之后，匈奴人感到十分震惊恐怖，更迫切地要求与汉朝和亲，然而也还是不肯向汉朝称臣。
况且前朝皇帝难道愿意花费无数的钱粮让无罪的人去当差从军，攻打到狼望之北才感到高兴？是认为不彻底辛劳一次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平安逸乐，不暂时费人费力打败匈奴就没有长久的安宁，所以才忍心出动百万军队，冒如同饿虎FI裹拔牙那样的危险，前去攻打匈奴；如同拿去填塞卢山山壑那样，把国家府库积累的钱粮运去打仗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又生桀骛不驯！之心，想攻掠乌孙国，危害嫁到那裹的汉朝公主，于是汉朝出动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兵攻打匈奴的南部，长罗侯率乌孙国五万骑兵攻打匈奴的西部，都是按预先约定到期限就回来了。当时各路人马所获甚少，衹不过是发武扬威，表明漠军如迅雷巨风那样威猛罢了。虽然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归，还是伤了两位将军。所以北方的匈奴如果不臣服，那么中国就永远不能高枕无忧。等到元康、神爵年间，皇帝神明，国家大治，恩泽广施，而匈奴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位， Et逐王、呼韩邪单于率部众投归文明之邦，向汉天子俯伏称臣，然而天子还是衹施行笼络、怀柔政策，认为还是不适宜把他们当做臣子与奴仆对待。从此以后，匈奴单于有要来朝拜的不予拒绝，有不想来的也不勉强。为什么呢？匈奴人生性桀惊不驯，身体魁伟，凭恃自己的力气大，很难用仁善教化他们，却容易习于为恶，他们的倔强难以屈服，他们的和顺却是难得可贵。因此，在他们没有臣服的时候，不惜出动军队到远方去攻打他们，全国拿出财力支持战争，死伤军卒，攻破城池，打败敌人，那是多么艰难；在他们臣服之后，对他们慰问安抚，使者往来，给钱给物，恩威并施，如此的完备。以往的时候，我们也曾攻拔大宛国的城池，踏上乌桓的堡垒，探看姑缯的军垒，践踏荡姐的地方，斩拔朝鲜、两越的军旗，征服这些地方花费的时间，短的不过十天半月，长的不过半年，必然已经在其庭中耕地，扫清了他们的里门，在那裹设郡置县，如云撤去，如席卷起，干净完全，再也没有后患。衹有匈奴的情况不一样，真是中国的劲敌，其他三面边境的情势与此相比差得远了，前朝皇帝也更是十分重视，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
现在单于向慕仁义，有至诚的心意，想离开王庭，到汉天子面前朝见，这是前世流传下来的方略，是先帝神灵所希望的事情，国家虽然要破费些钱财，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怎么能用会带来祸祟的话予以拒绝，用没有期限的日子去疏远他，断绝了往日的恩义，造成将来矛盾的起端！现在慢待他，疏远他，使他怀恨在心，背叛丫以前说的话，使单于用往昔我们说过的和好的话来埋怨我们，因此自绝于汉朝，最后再也不肯有臣服之心，不可用暴力压服，又不能用好话使他明白，怎能不成为我们的大忧患！眼明的人能在近乎没有形状的时候看到东西，耳尖的人能在近乎没有声音的情形下听到些什么，如果真能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已预先料到了，那么蒙恬、樊啥就不再有用，棘门、细柳不再设防，马邑那样的计策还在哪裹设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功绩又有什么用？去乌孙的五位将军那样的雄威又去震惊谁去？不然的话，一旦两国有了矛盾之后，即使有足智多谋的谋士在朝廷内劳神费心，出谋划策；有能言善辩的说客整日在外奔走游说，说客多得常互相撞车，也还是不如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做准备。况且以往我们谋取西域，控制车师，建设城郭，设置都护，统领保护三十六国，一年花费的钱财数以百万计，难道是为了害怕康居、乌孙越过白龙堆而侵掠西部边境？是为了制服匈奴啊。百年的劳苦功绩，一天之内就全部丧失掉，花费了十钱却吝惜一钱，我真为国家担忧不安。希望陛下能稍微考虑一下事情没有混乱、没有发生战争以前该采取的策略，从而遏制边境上就要萌生的灾祸。
奏章上达，哀帝醒悟，派人召回了匈奴使者，再次答覆了单于的来信，允许单于入朝拜见。赏赐给扬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正巧单于还没有出发便病了，又派使者来说希望能在明年来入朝晋见。过去的旧例足，单于来朝拜，允许自名王以下以及侍从的人二百多人跟随入朝。单于又上书皇帝说：“承蒙天子神灵保佑，匈奴人民强壮众多，希望能允许我带五百人去朝见天子，以昭明天子的盛大仁德。”皇帝全都答应了单于的要求。
哀帝时丁、傅、董贤掌权，附庸他们的人有的任官到二千石。当时扬雄正在起草《太玄》，用来自守淡泊。有人嘲笑荡雄用玄色崇尚白色，扬雄为此作出解释，名为《解嘲》。辞中说：
客人（嘲笑者）嘲讽扬子（作者自称）说：“我听说前代士人是众人的榜样，不生则已，生就能上使君主尊宠，下使父母显荣，能得到君主办给的珏玉，获得君主赐给的爵位，怀揣君主分给的符节，享受君主供给的俸禄，佩载显贵的印绶，乘坐染红的车子。如今你有幸赶上开明盛世，处在无所顾及的朝堂，与群贤同列，历金门上玉堂已指日可待了，却未能制订一个出色的谋略，献上一条高明的计策，向上劝说君主，向下议论公卿。您目如明星，舌似闪电，纵横捭阖，论者莫当，反而作《太玄》五千言，枝叶扶疏，独自论说十多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元论，可是官位不过侍郎，经过提拔才到给事黄门。想来是《太玄》还未写成的缘故吧？为何官运如此不佳呢？”
扬子笑着回答说：“您只想染红我的车子，不知道一旦失足将血染我的家族啊！过去周王朝瓦解，诸侯争雄，分天下为十二国，兼并后还有六、七国，四分五裂，成为战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属，得到士人的就富强，失去士人的就贫弱，展翅奋翼，恣意存留，所以士人有的藏身避祸以干进，有的凿壁辞官以逃逸。因此驺衍以迂阔而获取时间资材，孟轲虽遭艰难，尚且成为帝王的老师。
如今大汉朝东至东海，西至渠搜，南至番禺，北至陶涂。东南设一都尉，西北建一关侯。用绳索捆绑，用刀斧制裁，用礼乐约束，用《诗》《书》教化，旷日持久，结庐居丧方能仕进。天下的士人，如雷动云合，如鱼鳞杂袭，都在八方经营，家家自认为是后稷和契，人人自认为是咎繇，成年男子一开口都把自己比作阿衡，五尺童子也羞于晏婴、夷吾相提并论。当权的青云直上，落拓的委弃沟渠。早上掌权就能成为卿相，晚上失势就变成匹夫。好比江湖上的雀，勃解中的鸟，四只大雁降落不算多，两只野鸭起飞不为少。从前三位仁人离去殷朝就成为废墟，两位老人归来周朝就兴旺发达，伍子胥一死吴国就灭亡，文种、范蠡存在越国就称霸诸侯，五羖入秦，秦国就高兴，乐毅出走，燕国就恐惧，范雎用折肋使穰侯危险，蔡泽虽然面颊歪斜却笑辞算命先生唐举。所以当国家有事的时候，没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霍去病则不能安定;当国家无事的时候，咬文嚼字的儒生做在一起看守也无可忧虑。所以世道混乱那么多圣人哲人四处奔波也不够，社会太平那么庸夫俗子高枕而有余。
前代士人，有的被去掉捆绑绳索而任用为相，有的脱去粗麻衣服而成为傅；有的是看守夷门的小卒而得意地笑，有的横渡江潭而隐居垂钓；有的年过七十游说而不遇，有的立谈之间而封侯；有的使诸侯屈就于陋巷，有的让诸侯拿着扫帚就前边清道。因此士人能充分活动他们的舌头，玩弄他们的笔杆，堵塞漏洞、掩盖过失而从未屈服。如今县令不请士，君首不迎师，众卿不集客，将相不低眉。言语奇异的被怀疑，行为特殊的遭惩罚。因此想说的收尽舌头不出声，想走的打量双脚才迈步。如果让前代的士人处在今天，那么考试不能入甲科，行为不能称孝廉，举止不能属端正，只能上书直言，相机陈述是非，好的得一个待诏的头衔，差的一闻声便遭罢免，有怎能到到高官厚禄？
况且听我说，熊熊的火焰遭熄灭，隆隆的雷声被断绝，听雷观火，盈耳实目，天收雷声，地藏火热。富贵人家，鬼窥视其房室。争夺的人死，老老实实的人生；官位太高的宗族十分危险，能控制自己的自身才能安全。因此懂得无为，是守道的根本；能够清净，是娱神的殿堂;安于寂寞，是守德的宅舍。时代不同，人事变更，但人们的出世的原则没有什么两样，前人与我换个时代，不知怎么安排。如今您却用鸷枭嘲笑凤凰，拿蜥蜴嘲笑龟龙，不是大错特错了么！您凭空笑我是因《太玄》没有写成的缘故，我也笑您病入膏肓，却没有遇上良医臾跗、扁鹊，太可悲了！”
客人说：“如此说来没有就成不了名吗？蔡泽、范睢以下那里是靠《太玄》呢？”
扬子回答：“范睢是魏国的亡命之徒，被打断肋骨，才免遭刑罚，收肩塌背，爬进口袋，后来用激怒秦国君主的办法，离间泾阳，攻击禳侯，并取而代之，这是符合了当时的情况。蔡泽是山东的一个匹夫，凹脸塌鼻，流鼻涕，飞唾沫，到西方拜见强秦的宰相范睢，扼住他的咽喉，断绝他的气息，拍着他的后背而夺取他的职位，这是赶上了好机会。天下已经安定，兵革已经平息，建都洛阳，娄敬放下拉车的绳索，转动三寸不烂之舌，献出稳妥的计策，提出将国都迁往长安，这是适应了当时的形势。五帝传下礼仪，百世不易，孙叔通在战争年代挺身而出，解除武装，于是制订君臣之间的礼仪，着是找到了应有的归宿。《甫刑》败坏，秦法酷烈，神圣的汗朝采取临时措施，于是萧何制订法律，这是顺应了形式的需要。所以如果有人在唐尧，虞舜的省会制订萧何的发露就太荒谬了，如果有人在夏朝、殷朝的时代拟订孙叔通的礼仪就太糊涂了，如果有人在西周的社会提出娄敬的计策就太无聊，如果有人在汉代功臣金家、张家、宣帝外戚许家、史家之间论说范睢、蔡泽的主张就是发疯了。萧规曹随，张良出谋划策，陈平出奇制胜，功若泰山，响若崖崩，岂止是这些人富于智慧呢，也正好是当时的环境可以所作为啊。所以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做可以做的事情，就十分顺利，在无可作为的时代做的事情就十分危险。蔺相如在章台献和氏壁而立下大功，四皓在南山隐居而获取美名，公孙弘在金马门对策而建功立业，霍去病在祁连征战而发迹，司马相如从卓氏暗取资财，东方朔为妻子细君割取赐肉。我的确不能和以上诸公相比，所以默默地独自守着我的《太玄》。”
扬雄认为赋是用来讽谏的，如果一定要推展论述，用尽华丽的辞藻，宏伟侈华推衍无穷，致使人无以复加，既而归为正道，但看的人已翻过去了。从前武帝喜欢神仙，相如献上《大人赋》，要用来讽谏，皇帝看后反而飘飘然有凌云的想法。由此说来，赋劝而不止，是很明白的。又很像俳优淳于髡、优孟之流，不是法度所在，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停止不再作赋。便深思天象，参摹分为四份，终于八十一。旁边三摹九据，终于七百二十九赞，也是自然之道。所以读《易》的，看到卦便叫出名；读《玄》的，数其画便可确定。《玄》首的四重，不是卦，是数。用法从天元推一昼一夜陰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和天始终。所以《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称一二三，和《太初历》相应，也有颛顼历。用三策占卜，联系吉凶，杂入象类，推布人事，以五行为文，比拟道德仁义礼智。没有主旨名称，切合《五经》，如不是其事，不出虚文。因为太混沌不可知，所以有《首》、《冲》、《错》、《测》、《摊》、《莹》、《数》、《文》、《挽》、《图》、《告》十一篇，都用来解剖《玄》体，分析文章。《玄》中之文，虽有章名，不过其旨深奥，尚不能尽存，故解剖而离散之。《玄》文太多，所以不记录；读了难懂，学了难成。有客人责怪《玄》文太深，众人不喜欢，扬雄作文解释，名叫《解难》。辞中说：
客人责怪扬子说：“凡是著书的，都要迎合众人的爱好，美味希望它合口，妙声美在悦耳。现在您高辞深说，广意微指，独自驰骋在有无之间，陶制大炉，纷绘群生，阅览过一年了，仍很不懂。只是在这里费精神，在那里使学者麻烦，好比画家画在无形之上，弹琴的依照无声，大概不行吧？”
扬子说：“对。至于高言大论，幽微之道，大概难和读者相同。从前有人观天象，察地度，审人法，天显著广大，地大而深厚，前人的话，是金是玉。他难道是喜欢故作艰难吗？情势不得已啊。难道没见翠虬绛螭将要登天，一定要耸身到仓梧之深渊；不凭浮云，藉疾风，空举而上升，便不能到达廖阔，飞升九闳。日月不行千里，便不能照六合，亮八弦；泰山不高耸入云，便不能聚集浮云而散发浮气。所以伏羲氏作《易》，联络天地，统以八卦，文王附着六爻，孔子杂错卦象作彖辞，然后发挥天地之善，定下万物的基础。《典》《谟》篇章，《雅》《颂》之声，不温润纯深，便不足以发扬鸿业彰显光明。所以用虚无来主事，以寂寞为原则：最好的味道一定平淡，最好的声音一定稀微；至大的话传得远，大道纡曲。所以美妙的声音不能被众人的耳朵认可，美丽的形象不能让世俗觉得悦目，幽远的言辞庸人认为不中听。现在弹琴，声调高急，迎合众好，那么大家就不期而至；如果弹奏《咸池》、《六茎》、《箫韶》、《九成》，便没人应和了。所以钟期死了，伯牙就弄破琴拉断弦不肯再给众人演奏，獶人死了，匠石就扔掉斧子不敢轻易砍东西。师旷调钟，要等知音在才进行；孔子作《春秋》，期望君子能够先读。老聃有遗言，以理解我的人少为贵，我的经历不正是他们赞美的品行么？”
扬雄看到先秦诸子各自以其知识相背驰，大多诋毁圣人，自做怪僻，巧言诡辩，搅乱时政，虽是小的言论，最终会破坏大道迷惑众人，使他们沉溺于听到的话却自己不知是错的。到太史公记载六国，经历楚汉，到《麟止》结束，和圣人看法不一样，是非观念和经书相差很大。所以常有人询问扬雄，扬雄经常模仿经典之言来回答他们，着成十三卷，模仿《论语》，名叫《法言》。
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