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小传试作之一）

——收录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

中国民族，是一个具有悠长历史的民族。论中国文化之贡献，史学成就，可算最伟大，最超越，为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国大圣人，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史学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汉司马迁，可说是中国古代第二个伟大的史学家，距今亦快到二千一百年。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同是中国古代私人著史最伟大的书。

远在西周，中国人早懂得历史记载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来专管这工作。那些史官是专业的，同时也是世袭的。司马氏一家，世代相承，便当着史官的职位，连绵不辍。到迁父亲司马谈，是西汉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时。在春秋时，司马氏一家，由周迁晋，又分散到卫与赵。另一支由晋转到秦，住居今陕西韩城县附近之龙门。迁便属这一支，他诞生在龙门。

当时的史官，属于九卿之太常。太常掌宗庙祭祀，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属于太常，这是中国古代学术隶属于宗教之下的遗蜕可寻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习天文与历法。同时司马谈并研究《易经》与道家言。因这两派学说在当时，都和研究天文发生了连带的关系。

司马谈是一位博涉的学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论六家要指》，保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见司马谈博通战国以来各学派，不是一位偏狭的历史家。他的思想态度偏倾于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学传统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典籍与旧文献，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历史。

司马迁出生在景帝时，那时汉初一辈老儒，像叔孙通、伏胜、陆贾、张苍、贾谊、晁错诸人都死了。汉文帝本好刑名家言，他的政治作风亦偏近于黄老。他夫人窦氏，更是黄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时有博士辕固生，因议论儒道两家长短，得罪了窦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这很像西方罗马的习俗。

但司马迁十岁时，他父亲便教他学古文字，治古经籍。因此他的学问，不致囿限在战国以下新兴百家言的圈套中。他将来综贯古今，融会新旧，成为一理想的高标准的史学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础。这一层，在《史记》里，他屡次郑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还保持着半耕半牧古代中国北方淳朴的乡村味。他二十岁开始作远游。《自序》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一次游历呀！中国到汉时，文化绵延，已达两三千年了。全中国的地面上，到处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传说和遗迹。到那时，中国民族已和他们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为一了。西北一角，周汉故都，是司马迁家乡。这一次，他从西北远游到东南，沿着长江下游，经过太湖、鄱阳、洞庭三水库，逾淮历济，再溯黄河回西去。这竟是读了一大部活历史。远的如虞舜大禹的传说，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种种具体遗存的业绩，他都亲身接触了。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里，必然会留下许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响，是不言可知了。

这一次回去，他当了汉廷一侍卫，当时官名称郎中。照汉制，当时高级官吏，例得推荐他们子弟，进皇宫充侍卫。他父亲的官阶，还不够享受此殊荣。但武帝是极爱文学与天才的，想来那位刚过三十年龄的汉武帝，早听到这一位刚过二十年龄的充满着天才的有希望的新进青年的名字了。我们可想像，司马迁进入宫廷，必然会蒙受到武帝的赏识。

在当时，他大概开始认识了孔子十三代后人孔安国。安国也在皇宫为侍中，安国的哥哥孔臧，是当时的太常卿，又是司马谈的亲上司。司马迁因此得从安国那里见到了孔家所独传的历史宝典《古文尚书》了。他将来作《史记》，关于古代方面，根据的《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鰧》诸篇重要的史料，有许多在当时为一般学者所不晓的古文学新说。

大概他在同时前后，又认识了当时最卓越的经学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经的经学大师，尤其对孔子《春秋》，他根据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阐述。将来司马迁的史学及其创作《史记》的精神和义法，据他自述，是获之于仲舒之启示。

他当皇宫侍卫十多年，大概是他学问的成立期。后来有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国的西南角。《自序》说：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这一段行程，从四川岷江直到今云南西部大理，即当时的昆明。大概和将来诸葛孔明南征，走着相同的道路。这又补读了活的中国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这一次回来，遭逢着家庭惨变。

当时汉武帝正向东方巡狩，登泰山，行封禅礼。这是中国古史上传说皇帝统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礼。但武帝惑于方士言，希望由封禅获得登天成神仙，因此当时一辈考究古礼来定封禅仪式的儒生们，武帝嫌其不与方士意见相洽，而全体排摈了。

司马谈是倾向道家的，但他并不喜欢晚周以来附会道家妄言长生不死的方士，因此他在讨论封禅仪式时，态度接近于儒生。照例，他是太史令，封禅大祭典，在职掌上，他必该参预的。但武帝也把他遗弃了，留在洛阳，不许他随队去东方。司马谈一气病倒了。他儿子奉使归来，在病榻边拜见他父亲。

《自序》说：

奉使西征……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其父，下同）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

接着是他父亲的一番遗命，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迁俯首流泪，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看了这一段叙述，可想司马谈是一位忠诚耿直而极负气愤的人。他很想跟随皇帝去泰山，但不肯阿从皇帝意旨。没有去得成，便气而病了，还希望他儿子在他死后把此事的是非曲折明白告诉后世人。司马迁性格，很富他父亲遗传，他父亲临终这一番遗嘱，遂立定了他创写《史记》的决心。

谈卒后三年，司马迁承袭父职当了太史令。迁的才情，武帝早欣赏，这本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凭藉宫廷藏书，恣意翻读了五年，才开始写他的《史记》。那时他已到四十二岁的年龄，上距孔子卒岁，则整整三百七十五个年头了。在《自序》里，他自己这样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说明他的《史记》，承袭了孔子《春秋》，随续着文化传统、古经典之大义而著笔。

但不幸前后搭到七年的时期，他又遇了飞天横祸。那时一位青年将军李陵，因兵败，投降匈奴了。陵降匈奴，时年三十六。武帝本也很爱李陵才气，但他又要振厉边将气节，兵败降敌，不得不严办。在他愤闷与冲突的心情下，问于司马迁。

迁与李陵在内廷同过事，他直口称赞李陵为人，说他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有国士风。今举事一不幸，那些只知全躯保妻子的人，却随在后面说他坏话。他说这是极可痛心的事。他又说：“陵虽败，他的战功已足表扬于天下。他之降，或许想攫得一机会来报答。”

但他这番话，洗雪了李陵，却得罪了朝臣。既不主张惩罪降将，而且还牵涉到宫廷亲贵、武帝宠将、种种复杂的内幕。于是司马迁终于下了狱，定他诬罔罪，判决了死刑。

但武帝存心并不要真置他死地，依照当时新法令，纳钱五十万，便可减死一等。五十万个五铢钱，只合黄金五十斤。一辈朝贵，千金万金多的是，五十金算什么呢？哪料司马迁服务宫廷，官为太史，前后将近三十年，家中竟拿不出五十斤黄金来！即有爱惜他的，哪敢无端送他黄金五十斤，招惹自身意外的不测呢？

依照司马迁性格，应该痛快自杀了事。但他的《史记》还没有成书，他父亲临终遗嘱，和他毕生抱负，不许他自杀。

但哪里来这五十斤黄金？而武帝爱惜他，终于减死一等了。在当时，纳不出五十斤黄金，还可请受腐刑，在他的《自序》里，和他有名的《报任安书》中，对此事曾极其愤懑纡郁地交代了。

减死一等便是受腐刑。在当时，腐刑也不算一回重大事，但迁受不了这委屈。他在《报任安书》中，再四愤慨地说，受腐刑的算不得是人，这是他自己一腔不平之气在发泄。

而武帝心下则不如此想。迁受了腐刑，把他替李陵开说的一番风波平息了，立刻调用他做内廷秘书长，当时官称中书令。而且极其尊宠与信任。在武帝本爱司马迁才情，现在他受了腐刑，不该再在宗庙任职，便立地擢用他在自己近旁，他真也算得是爱才。

但在司马迁，觉得此后的生命，完全是为续成《史记》而活着，其他一切则全不在他心上了。

他受腐刑还不到五十岁，大概此后还有十年以上的寿命吧！但他的中书令新职，使他整年随着皇帝到处跑，没得好闲暇。他在《报任安书》里自己说：

迫贱事，卒卒无须臾之间。

又说：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去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在这样的心情下，他不可能享高寿。他的卒年是无法考定了，大概和武帝卒年差不远，六十左右便死了。他临死，《史记》仍没有完成。全书一百三十篇，字数逾五十万，有十篇拟定了题目没完成全稿的。

《史记》成为将来中国正史之鼻祖，《史记》的体例，也为历代正史共奉的圭臬。但《史记》体例，乃司马迁一人所特创。本来史官记载，有一定的格套。孔子《春秋》和晋代汲冢出土的战国《魏纪年》，都沿袭这格套。司马迁才始破弃此格套，另创新体例。所以司马迁虽是汉代太史令，但他的《史记》并不是正式的汉史，而是一部上起黄帝下迄当世的通史。他又说：

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可见他的《史记》，也并不专遵《春秋》之一经。《史记》体裁，乃是他包括融化了六经。又包括融化了六经之各种传，以及百家之杂语。举例言，《公羊》与《左氏》，便是《春秋》之异传。而《史记》则兼采了《公羊》之义旨与《左氏》之事状。又旁采了《尚书》、《诗经》乃及《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不仅采摘了各书之内容，并融铸了各书之体裁。他的《史记》，可说是汇合了他以前一切文献著作而成书。若专就历史著作论，则司马迁《史记》实已远胜于孔子之《春秋》。

但司马迁虽自创了新体例，他的书却也不受他自创体例之拘束。这一层，引起了将来史学上不断的争议。《史记》凡分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之五类。本纪载帝系王朝之兴废，但他却为项羽作本纪，而且题目又直称为《项羽本纪》，这不是不合本纪的体例吗？

世家本是西周以来封建诸侯之国别史，但始皇以前之秦国却列入本纪，而且和《秦始皇本纪》又分裂开来各自成篇了。这且不论，他又为陈涉作世家，陈涉并无传代，怎成为世家呢？这且再不说，他又为孔子作世家。孔子只是一私家讲学的人，司马迁何尝不知道。他之自破其例，好像不伦不类处，正是《史记》之伟大，特见精神处。可惜后来史家，很少能了解到这一点。

说到列传，更见他用心。他对古代人物只列伯夷为七十列传之第一篇，但伯夷根本无详明的史实可考！他在春秋时代特举了管仲、晏婴，孟子尝说过，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司马迁并不是不看重孟子。他把战国诸子大部都包括在孟子苟卿的一篇列传里，而更特地推尊孟子。西汉人极尊邹衍，邹衍的大量著书那时全存在。司马迁推崇董仲舒，仲舒学术便接近邹衍，但《史记》只把邹衍附列于孟子。而且再三申言邹衍不能与孔孟相比。汉人极尊黄老与申韩，但那时两派并不同，他却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而说申韩渊源于老庄。这些处，他确能承他父亲《论六家要指》的学风。而他的见识和衡量，又超过他父亲。他对孔子以下百家的衡评，直到现在二千年来，大体还如他意见，那他的观察又是何等地深刻和远到呀！

他如是湛深于六经，如是推崇于儒家，但他并不用力来写汉代那些传经的博士们，《儒林传》不像是他喜欢写的传。至如许多达官贵人们，好多没有入传的资格。但他却费力来写《货殖传》与《游侠传》，在当时看不起那些经商发财和作奸犯科的人，他却有声有色很用力来写，甚至写到《刺客传》、《滑稽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社会间形形色色，全给他活龙活现地描绘出。

因此后人批评《史记》，在其体例上，则说他疏。在其取材上，又说他好奇。但他确有极深之自负。他自己说: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史学的最高标准！以后蹈袭他的，未必尽能了解这标准。批评他的，同样不能尽量了解这标准。连他的书只是一种私家著作的那一点，也很少人了解。所以他要说：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因其非官书，所以可藏之名山。因其乃一家言，所以盼得其人而传。后来的正史，便很少有这样的精神了。

他书中尊称其父曰太史公，他亦自称为太史公。他死后，他的书，渐由他外甥杨恽所宣布，当时本称《太史公书》，并不称《史记》。直到东汉以后，渐称此书为《史记》，而他自己，则后人仍都尊称他为太史公。

此下三稿成于一九五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