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经济学是近一年的事情，以前读的书基本上清一色的是国学。这期间一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迷茫感。

“庄周晓梦迷蝴蝶”、“道可道非常道”，《庄子》里想象出来的各种动物如鲲、鹓鶵、蛎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反正这些就都看你自己的悟性了。还有，孟子看不上墨子，照说连我这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要不你们井水不犯河水，要么你们开场辩论赛，你用你的主张把人驳得体无完肤，但孟子，一位天天养浩然正气的圣人却撕破脸皮开骂了——无父无君，禽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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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直到读了孔子七十岁的时候说的一句话“随心所欲不逾矩”，我终于不再迷茫了，而是彻底的绝望了。

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圣人到了古来稀的年纪，终于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无论干什么都在规矩之列。而这怎能不让我感到绝望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要按这标准估计几辈子要想达到这种境界都是望尘莫及了。何况，都七十多了，你想天天干坏事还能干几天呢？！

国学让我迷茫绝望，这么多年的学校教育也没有让我脱离开苦海。我上学那会，问答题是有标准答案的，比如太平天国为什么会灭亡，你必须要回答出1、2、3、4。而如果你想要回答完整你就必须要死记硬背。我记得当年我还编了个顺口溜——站着背、坐着背、躺着背、走着背，今天背、明天背，翻来覆去的背，忘记了的还得重新背。好像上学就是扩展硬盘空间去了，反正在上学期间我没有学会思考，更不用说正确的思考了。

不思考、没理性，这么活着其实也并不打紧，反正日子一溜烟的就划过了三张。人到中年突然发现日子哪还能过得“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呀，各种突兀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六神无主、抽筋麻爪。这种绝望碰上人到中年必然浩浩荡荡的走向一条通途——抑郁焦虑。相信我，你并不孤单，我们都在这条大道上。

后来发现我以前的那种迷茫感是有据可依的。1925年，有一家报纸采访当时的民国学者，问他们给青年有没有什么读书的建议，推荐一下必读的书？鲁迅回了一句，就一条：要少读，最好不读中国书。这个故事很有名。原因何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国学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方法论，没有逻辑，一个事物摆在那，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标准是什么，途径是什么……如果孔夫子复活一定会回一句，怎么这么多的为什么，我高人指路，你自己开悟。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文人缺少把客观事物约化为量的能力，往往大而化之。

就拿我们天天挂在嘴边上的“道德”二字来说吧，什么是道德？我不知道，它在圣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说教里，在橱窗板报里，在人们的相互指责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道德？！”……我像寻找“春天在哪里”一样，苦苦追问道德在哪里？

直到遇见西方经济学、哲学，我突然发现井口上方的天空变换了色度和亮度。亚当斯密这个普通人中的智者告诉我，道德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它不过就是理性人自利的选择。我们来看亚当斯密的推理链条。人都追求自利，但置身于社会当中的人并不是一个独立个体，他和社会、他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联系。你追求自利，就要被人爱，否则你实现经济利益的途径在哪呢？要想被爱，你就要值得爱。比如现在的明星们，过得如众星捧月一般，但斯密又说了，获得名利并不是最佳路径，还有更好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拥有智慧和美德。

这套完全是利益推理出来的道德选择，我初闻不禁拍案而起。确实比国学中云里雾里的道德观接地气了许多。那道德有方法论吗？有标准吗？

康德讲一定要追问到一个“绝对律令”，就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最后一定要执行的命令，才是道德，就是你必然要做的事情。

像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讲的正义课，实际上是用一个个道德悖论不断追问学生：有个火车开过来了，眼看撞上铁路上的十几个人，铁路旁边站着一个胖子，你要是把他推下去，胖子死了，但你可以救铁路上的十几个人，你会不会去推胖子？

把道德放到一个个具体情景中去讨论，去判断选择，其实是给道德一个量化考核的方法。否则，我们每天云里雾里的大谈特谈道德，一遇见具体的个案还是会不知所措。

文化期待遇见，有时是因为一个人而让两种文化遇见；有时是你守着恒心与定力，苦苦追求最终遇见；有时是得到全不费工夫的偶然遇见。生活因为遇见而美好，因为遇见而明亮。

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就好比吃惯了中餐变换一下口味吃吃西餐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多学些知识，睁眼看世界，方能活得从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