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王集权力于一身，一言一行均可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在儒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无不把注意力放在君王身上，希望通过上书、力谏、著述去影响和改变君王，使之成为“圣王”，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盛景。其实，不单单是儒家，古希腊的柏拉图也希冀着出现一个“哲学王”（译为“圣王”也行），有着睿智的头脑、高尚的品格，通过“哲学王”而实现国家治理。这并不是巧合，是那个时代对现实的妥协，不得已而将希冀放在君王身上。
《论语》中对于德治的表述，是以“舜”作为一个最高理想，“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说的是舜看上去什么也没做，只要端端正正地坐在王位上就行了。说的是舜的德行高尚，上行下效，人人自觉，自然也就不用亲力亲为而实现大治。还有一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自己修养德行，同时用德行去影响教化他人，别人都会敬仰和效仿。
德治的作用是教化，前提当然是君王的自我修身，《大学》中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王带头修身，大臣效仿自律，百姓跟着向善，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大同社会”，像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像是道德水平极高的共产主义愿景，也像“无政府主义”提倡的那样，有政府，但政府不需要去管太多，由人民自觉去做就好。
《史记·汲郑列传》中记载了汲黯的事迹，可以作为德治的注脚。
汲黯在汉武帝时，担任东海太守。汲黯身体比较虚弱，常常躺在内房中。由于用人得当，把东海治理得井井有条。
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改三铢钱为五铢钱。不料，在民间却出现了私铸五铢钱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淮阳特别严重。这时，汉武帝又想起了汲黯，任命他为淮阳太守。但汲黯却不肯接受。汉武帝连下了几道诏书，汲黯实在无法推脱，只好随使者来到京都长安，见到汉武帝，汲黯非常激动，说：“臣以为将终老一生，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没想到陛下又来启用臣，但臣体弱多病，恐怕难以令陛下满意。”武帝对汲黯说：“我知道你绝对能胜任淮阳太守。现在，那儿的官吏和百姓的矛盾已经非常深了。如果身体不好，你可以躺在床上，我相信你一定能治理好淮阳。”
汲黯告别武帝，到淮阳上任。他用和在东海一样的治理方法，只用了一年，淮阳就没有人再私铸五铢钱了，官吏和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淮阳得到大治。
汲黯算是德治的一个典型，但这只是官员的德治，尚未有君王的德治。
历史上曾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时代，出了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圣王，还有周文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尽管不一定就是君王自身有着极高的修养，但若没有个人的修养，贪图享乐、荒淫无耻、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哪里能有国家治理？也不一定就是儒家的德治起了主要作用，也可能是法治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中必然少不了儒家的影子。
法治是把人当做物、动物来看待，德治是把人当做人来看，没有法治，人的动物性就会无限膨胀，无所不为；没有德治，人就不会有自律和修养。孔子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纯用政令法律去规范，人民只是懂得不去违背政令法律，却不会有羞耻之心而自省，还要有德治，有礼教，人民才会懂得羞耻，自觉地不去违背道德，若是在道德上有羞耻之心，又怎么会去违法乱纪呢？
（向雄读《论语》之三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