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饭友的说法，孙国强的巡回演出本来是要做成保留曲目的。
但说实话，孙国强的歌声实在不敢恭维。
新鲜了两三天之后，在大家的持续声讨中，巡回不了了之。
再后来，隔壁理科班自己也忍无可忍了，孙国强的这次神来之笔才有疾而不得好死。
这以后，我总是见他皱着眉头。
他一定想不明白，自己本来是为同学们着想的，怎么就落得个热脸贴冷屁股的下场。
我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如附骨之蛆虫，驱之不去。
所以我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所以我总是小声哼着歌。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乐天派。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说的不是话，是寂寞，我唱的不是歌，是害怕被别人冷落的心虚。
然而当说话找不到对象，唱歌得不到赞扬的时候。我体会到的是一种冷宫般的悲凉。
所以我要让别人关注我，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个人必须要靠别人的关注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不过我没有搞得太出格，我的办法是为别人打水。
那时全班的暖壶是共用的。都放在教室的前面。
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去把所有的十几个暖壶里装满水。
看着同学倒水，我就有一种满足感。
总会有人吃水不忘打水人的。
何况我打水的时候一手四个暖壶，别人想看不到也难。
这当然是一种没有自我的犯贱。
但起码它可以让我以一种形式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着。
我想孙国强在初中时以标兵的形式存在，虽然过得不太滋润，但总比迷失了自己存在的好。
所以他必须做一些出格的事来证明自己。
明知道那是一杯鸩酒，他也毫不含糊地嘎咚一声吞下去。
只可惜这种方式换来的存在感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
好在学校那年正逢多事之秋。
孙国强的眉头皱了没多长时间，就又有了舒展的机会。
那一个周一，所有的班主任都给自己班的学生开了一个班会。
班会内容也因之前商议过而出奇地一致——捐款。
听说是一个高一的学生，眼睛得了病要换角膜。
在那个还看得起病的时代，这种手术的费用普通家庭也是承担不起的。
作为孩子的母校，自然应该做点什么。
自己不用出钱，只是做做动员让学生们自愿捐款，最后又是学校露脸，这样的事，不做才是大傻瓜。
学校自然不是大傻瓜。
所以在班会后的一周里，捐款活动搞得是风生水起，如火如荼。
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怀，而且又不说多少，全校的学生都捐款了。
其中捐款最多的，就是孙国强。
在那个一块钱就能吃一顿饭的时代，孙国强捐了二百顿饭！
对我们这些捐个三五块钱的来说，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就算当时的老师，没有捐那么多的。
后来听说，老师们的捐款是按职位来定的，普通老师20元，班主任30元，年级主任50元，副校长70元，校长100元。
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不捐。
多了你让校长情何以堪？少了如何德高为范？不捐你就卷铺盖滚蛋！
如果按这个标准看，孙国强都可以当县长了。
而当“县长”的直接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孙国强早晚都没钱吃饭，只喝一大盆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