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文艺的先驱：血花剧社

       “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相继失败，革命斗争屡遭挫折，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作后盾，革命是难以成功的，他痛感亟需培养自己的革命人才。因此，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下令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创办伊始便效仿苏俄，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实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建校之初，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一个因循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接替戴季陶的邵元冲更是离谱，既不问工作内容也不问工作方法，把政治部弄得死气沉沉。邵元冲离职后，经廖仲恺、蒋介石、鲍罗廷商议，决定请中共推荐军校政治部主任人选，于是周恩来在中共的指派下，于1924年11月入军校负责政治部工作。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伊始，便调整政治部机构，增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充实人员，很快使军校政治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苏俄军舰从俄国运一批军火到黄埔军校，支持孙中山办军校时，军校政治部就曾挑选一些爱好音乐、戏剧的学生表演话剧，欢迎苏俄军舰水兵。1925年元旦期间，军校学生又为军校教导团表演了话剧《还我自由》、《鸦片战争》等。1925年1月，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倡议下、党代表廖仲恺支持下，李之龙、蒋先云、杨其纲、贺衷寒、曾扩情等军校学生组织成立业余文艺团体——血花剧社，由李之龙任总务主任，杨其纲任秘书。

       剧社成立之初，演员主要由军校学生担任，全部男性，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或在校本部操场和大礼堂，或在广州的学校、戏院和露天场所演出。1925年和1926年初，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胜利后，统一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形式下，“血花剧社”宣传任务繁重，需要扩展组织，加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遭到国民党右派排挤，离开黄埔军校，退出“血花剧社”。在剧社宣传任务加重和社内人事变动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改组剧社并组织改组筹备委员会。1926年5月18日，“血花剧社”举行了改组大会，重新选定余洒渡、王君培、王慧生、关巩、余庸、李超等6人为执行委员，蒋先云等3人为后补执行委员，顾仲起等5人为监察委员。扩大后的“血花剧社”“内分剧务、总务、理财、电影四科。其业务范围从演出话剧扩展到制作电影。经费增加，每月达2000元。”[1]剧社改组后，业务发展一日千里，为适应宣传工作需要，还公开登报向社会招收演员，并第一次招收女演员。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等军政机关迁往武汉，“血花剧社”一部分成员也奉命调往武汉，一部分仍留在广州，并组织“血花剧社黄埔分社”。12月13日，蒋介石令“血花剧社”改变隶属关系，从隶属黄埔军校政治部改为隶属黄埔同学会。改变隶属关系后，广州会员于12月下旬重新登记，12月19日召开剧社大会。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改组后的“血花剧社”仍然坚持革命宣传，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四·一五”事件后，在广州的“血花剧社”才因“清党”而结束。

      “血花剧社”成立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血花剧社”就是应革命而产生的一个“孩子”。它隶属军校政治部，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其主要成员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等都是黄埔军校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分子。剧社主任李之龙当时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毕业后留在政治部工作，主要负责宣传事宜；蒋先云是中共在黄埔军校党支部书记，并任军校教导师一团党代表；贺衷寒任黄埔军校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曾扩情是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兼任军校教导师三团党代表等。当时，剧社的很多事情还要向萧楚女，恽代英请教，萧、恽二人“实际上是剧社的总顾问。”[2]周恩来也“经常亲临剧社指导排练工作，提出剧本、导演和表演的具体修改意见”，[3]每出剧本上演之前，他还要亲自审阅。进一步看，“血花剧社”成立时，正是剧社主要成员李之龙、蒋先云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时候。该联合会以“团结革命军人！拥护革命政府！宣传革命精神！”[4]为主旨，目的是团结、联合军人，及工、农、学、商各界民众，以对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两者在时机、人员上的重合表明剧社颇有一些军政精英附加的色彩”。[5]其实，从人员组成和政治宣传意义上看，“血花剧社”就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下属的一个组织。

      “血花剧社”的演出全然是为革命，演出内容除革命而无其他。剧社的宗旨明确指出，“将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用革命艺术来实现总理的“唤起民众”，提倡“艺术可以改造社会，艺术可以美化人生。”[6]换句话说，就是用“文艺”来宣传“革命主义”，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剧社成立之初的日常事务主要由李之龙负责。李之龙非常强调戏剧工作的革命性，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枪炮只能攻城，艺术可以攻心，搞戏剧工作就是革命。”[7]为丰富军校师生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剧社常在校本部的大礼堂和操场上演出革命话剧，其演出剧目也多由李之龙自编自导。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配合政治斗争，李之龙还把剧社带到校外演出。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中爆发“沙基惨案”，“血花剧社”立即编写了《沙基血》剧目，在海珠戏院公演，筹款慰问罢工工人和受伤群众，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1926年，国民政府作出举行北伐以统一中国的决定后，“血花剧社”为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政策、欢送北伐将士，在南关戏院演出《黄埔滩声》、《还我自由》和《马上归来》等。1926年连续发生“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社会上出现破坏工农运动的反革命暗流，革命统一战线受到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工贼的破坏。“血花剧社”为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巩固国共合作，在南关戏院演出《联合战线》等剧，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和坚持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血花剧社的演出作为军校政治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是具有明确的斗争目的和“革命主义”导向的。

      “血花剧社”演出剧目在思想上、内容上坚持“革命化”方向，形式上则朝着彻底的“新化”、俗化”方向改造。“从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共性来讲，坚持‘革命化’、‘新化’、‘俗化’，乃适用于政治宣传各项工作的共同要求”。[8]当时，剧社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血泪湖》、《黄花岗》、《还我自由》、《鸦片战争》、《革命军来了》、《马上回来》、《联合战线》、《沙基血》等。从演出的剧目不难看出，这些话剧都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艺术”，也不难想象当时的剧本不会太过于复杂或文学性，但其演出的目的就是使“无论是读过书的，或没有读过的，知识高的，或无知识的”，[9]对于宣传的事实都能够明明白白。因此，政治宣传口号在剧本中往往比剧情更重要，这种文艺与政治有效配合的方式，从政治需求生发出来的“革命艺术”，形象又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的生活，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在唤起民众、推动革命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血花剧社”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还把革命话剧的火花带到广州、东莞、潮梅、汕头、海丰等到地方。“血花剧社”成立之前，广东的革命话剧演出主要是学生团体、工人团体、妇女团体和业余剧社等，并没有专门的革命话剧社团，演出内容方面也大多数以反抗封建压迫的剧目为主，或者是只为参与政治活动，内容上并非革命的话剧演出。“血花剧社”的话剧演出可谓是成了广东“革命话剧”的真正启程之地。剧社的名声渐渐传出校外以后，常常应邀到农讲所、师范学校、广东大学、总工会等处演出，成为黄埔军校对广东各界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道雷电。省港大罢工期间，剧社与“民间剧社”等一起，在南关戏院、长堤青年会、东较场、省议会厅等地演出，慰劳罢工工友和宣传国民革命思想。“沙基惨案”发生后，剧社还在《广州民国日报》登出广告，称“这次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惨杀中国人，凡有血气的莫不于期罢工内的工友生活自然应该维持。蔽社七月三日起至五日在南关戏院演新剧三天，纯为维持香港罢工回国工友募捐。”[10]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中，“血花剧社”都随军前往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剧社在潮梅排演时，“大的该处人士欢迎，尤以学生界为最”，[11]梅县政府还“特派代表赴汕，谒见蒋（介石）校长，请饬该社速行来汕开演，以联络感情，并备述该处人民之倾慕”。[12]当时，“血花剧社”在“广州、黄埔、汕头、潮梅、东莞等处工作，颇受军民之欢迎，对于唤起民众，联合军民感情实有圆满之结果”。[13]北伐开始之后，剧社“应前方民众之要求，及蒋总司令之命令，一部分出发前方工作”，[14]加强对前方战士和群众的宣传工作。

       总之, 作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血花剧社”受到政党绝对领导，以政治性宣传教育为基本职责，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是剧社的演出完全出于革命需要，具有明确的斗争目的；二是剧社演出的剧目坚持“革命化”内容和“新化”、“俗化”风格，以灌注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主义。同时，“血花剧社”的政治宣传工作，还被剧社成员视为是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宣传运动，散布革命的种子于民间，使民众感觉革命的必要，起而参加革命”，[15]就是剧社演出的目的，所以“血花剧社”迅速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扩大了革命影响，还把革命话剧的火花带到潮、梅、汕和东莞等地方，有力推动了广东革命话剧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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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花剧社改组经过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9日.

[2] 张福光：《广东早期及抗战前的话剧概述》.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话剧研究会：《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第一集).1984年版.第10页.

[3] 谢燕章：《大革命时期广东话剧活动拾零》.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话剧研究会：《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第二集).1987年版.第18页.

[4]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军人.第1号.

[5] 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 (1925－1928).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毕业论文.

[6] 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篇》 (1924—1927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303页.

[7] 刘作忠：《李之龙对楚剧改革的卓越贡献》.《湖北日报》.2003.

[8] 舒扬主编：《黄埔军校研究》(第4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10] 《血花剧社新剧广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11]《血花剧社再赴潮梅表演》.《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

[12] 《血花剧社紧要启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13] 《血花剧社紧要启事》.《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5月13日.

[14] 《血花剧社之扩大宣传》.《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2月13日.

[15] 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