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可谓中国第一位诗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作品极具浪漫色彩、充满想象，用成熟的艺术手法将内心炽热情感道出，与《诗经》并列中国文学两大传统。甚而有之，对昏庸君主的愤恨、真理的追求、人民命运的关心，皆诉诸审美意象，将其客观化、对象化，成为情理交融艺术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最纯粹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但从哲学的意义观之，其价值和地位远远不只如此。
屈原所处的南方楚国，较之北方尚未完全脱离原始巫术社会，所以作品中神话色彩极为浓烈，当然也充满各种浪漫想象，《九章》、《九歌》、《离骚》等作品充分展现审美两大基本要素：情感和想象，是因地域而形成的特色。当时楚国已受北方理性精神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而这也表现在屈原的人格和作品中，国家的安危、百姓疾苦，甚至后来“杀身成仁”皆可以儒家标准视之。但屈原同时有道家色彩，庄子思想在他身上特别突出，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舍弃儒家礼法，具有遗世独立的个体性格；但又与道家不同，他至死坚持政治理想，不与世俗人们妥协。所以儒、道、楚三种精神在他身上凝炼，已无羁又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深沉情感，以及只有在理性精神影像下才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美的结合成有机整体。他将儒家理性和情感互为外在的状态，转化为两者互相融贯---而这就是善与美的统一，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和艺术创造。
而屈原这样的价值又集中表现在其对死亡的态度上。儒家的“杀身成仁”是平静、勇敢而无所畏惧的面对死亡，但较为抽象，只构成某种空泛道德理念，除去了个体面临死亡的思虑和情感；庄子所谓“一生死、其夭寿”则是理想的人格状态，完全抛弃人世一切计虑，对大多数济世救民的人来说很难做到。王夫之《楚辞通释》为屈原作品：“往复思维，决以沉江自失”、“决意于死，故明其至以告君子”，他的自杀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个体的道德责任和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也是自我在选择死亡而意识世界回顾生存时所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感情。之所以具体，因为这些情感始终纠缠于自身参与的政治斗争和危亡形势，他将所有美丑、是非、善恶揭露于死亡面前，使得这种情感获得空前悲剧性的积淀意义和冲击力量。
死亡的抉择便是屈原以自身实践了“存在”的哲学命题，于是对《天问》的探讨不容忽视。《天问》以四言为主，通篇共提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从天地万物、神话传统到社会问题，无所不包。一般认为《天问》是中国古代最具有“问题意识”的文学作品，这样的理解停留表面，甚至有人想以科学回答其中的问题，这种行为与试图以阿波罗号瓦解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一样毫无意义，因《天问》中的问题一现代科学观之，多能很好的解答，但却忽略其更深的哲学价值。
屈原在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死亡的时候，满怀情感地上天下地、寻觅时空，来追询、来发问、来倾诉，执着探求善恶是非，政治的成败、历史的命运、生命的价值、远古的传统，他们是合理的吗?每一问皆充满矛盾和执着，都是对万物现有的存在意义提出怀疑。是一肩挑起，又是逐一否定。天问、问天，实则在问自己，存在真正的意义和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才能结束这样的苦难和矛盾。事物可以变迁，可以延续，只有自身的死亡是无可重复和无可替代的，以这个自身的存在即将消失的“无”便可以抗衡一切存在的“有”，这就是屈原和他的作品最后的答案。而这样的艺术和自我了断又不是叔本华的逃避遁世，其扛起的不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已经是代表全人类和整个宇宙，使心灵承担整个生存的重量，以此一存在命题才能完全理解其死亡的意义，这就使屈原人格之至善、艺术之至美，提升到了人类哲学的高度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