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道载者,孔子对于自己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这个人呀!他心下发愤用功,连吃饭也忘了。心感快乐,就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快入老境也不知道。孔子生平唯独自称好学,学有未得,愤而忘食,学有所得,乐而忘忧。年年岁岁日复一日,学无止境,乐也无止境,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筑下了生命的丰盈,而浑忘年岁的更迭。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般。孔子追求的快乐不在于钟鸣鼎食、锦衣大厦,而快乐的形式也不拘泥于外物,粗茶淡饭、和身而卧同样有怡然的乐趣。取之不义的财富,获而不当的显贵,于孔子而言都如天际浮云,渺远、无碍。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仁是不是只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呢?非也。“仁远乎载?斯欲仁,则仁至矣。”仁这东西很遥远吗?我内心想要做到仁的地步,仁就自然来到了。仁道出于人心,故反求于自身即可臻于此境。仁心仁道皆不远人,孔子并不言说求取的路途遥远使人畏惧前行,反而陈述仁的获得之易鼓舞后人追寻。其实这番道理不仅仅局限于求仁。好学、求道、思贤皆可与之类比。如果追求遥远理想的欲望情思深而切,那么终能越过山川湖海,等到近若比邻的一天。求思之深,终将转化为求取之近与求得之易。
在三千门生中,颜回是孔子最为喜爱的学生,颜回也不负夫子所望,天资颖悟,勤奋好学。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吃一箪饭,饮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从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虽然身居陋室、蓬蒿没户,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并且他的志意常常充然,好似囊括于天地,一间陋室又怎能拘束他的志向与乐趣呢。可见颜渊尽得孔子的真传,德行出众。
孔子曾在匡地受到当地人围困,颜回落在后面,最晚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夫子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夫子尚在,传道授业解惑的生涯未尽,颜回不敢死;夫子尚在,我事师尽孝、求学日笃的职责未尽,颜回不敢死;夫子尚在,而匡复周室、大兴礼治的大业未成,颜回更不敢死。颜回不敢轻身赴斗,不敢以命相搏,不甘从容赴死,一切都因为我的老师先于我存在,师命远重于己命,大道之传承更负于师命、己命之上,断然不敢轻言生死。这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对答竟然发生在劫后余生之时,其中蕴藏的师徒之情不禁令人低徊、慨叹。
可惜天不遂人愿。那个曾脱口而出“子在,回何敢死”的颜回竟然英年早逝,这带给孔子的打击是痛彻心扉的。鲁哀公曾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却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谁是好学的。颜回是孔子心中独一无二的好学之人,而孔子虽然向来自谦,但于自己好学一事从不吝惜言语。颜回的去世,竟然从此断绝了孔子口中好学者的后继之路,他曾最引以为傲的是否已变成最引以为痛的?孔子再无一个最合乎他心意的追随者与践行者,而那个留下的空缺、断档将永远停留于此,难以填充,难以覆盖,成为此生弥补不了的遗憾。
原本颜回是最有希望将孔门学说发扬光大的传人,结果却不幸早逝,孔子虽然门生众多,却再无第二个如颜回这么出类拔萃的人才。那么是谁接任了传播者这个重要角色呢?竟然是在全书出场较少、连“孔门十哲”都没有挤入的曾参。曾参资性鲁钝,孔子曾评价他“参也鲁”,在三千门生里算不上多么的出挑。曾参曾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这等人,可称君子了吧!真可算得上君子了!曾参可能没有料到,冥冥中竟然真的有指引,他说出的这番话昭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孔子临终前,因儿子孔鲤已过世,真正是面临一抔黄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凄凉处境。他早年招收的弟子许多已经去世,颇合他心意的也是零落各方,再难指望得上,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将孔鲤的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参。
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四处传播孔子的思想、学说。子思师从曾参,又传授给孟子。因此,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孟子一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曽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读书人不可以不弘大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路程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这后半句中隐约可见曽子略不同于孔子学说,承启孟子一派的萌芽。曾子作为孔子晚期的重要学生,在众多优秀的同门弟子逝世后,承担着抚育六尺孤儿、弘扬孔子学说的重担,道路不可不谓之远,其心不可不谓之诚,殚精竭虑,不敢有丝毫懈怠。
后世之人曾评价:“鲁如曾子,于道独得其传,可知资性不足限人也;贫如颜子,其乐不因以改,可知境遇不足困人也。”像曾子那般愚鲁的人,却能深明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理而阐扬于后,可见天资不好并不足以限制一个人。像颜渊那么贫穷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失去他的快乐,由此可知遭遇和环境并不足以困往一个人。颜回与曾参,一个是孔子认定的继承者,一个是命运选中的传承者,虽说境遇调转太快,但一切也似乎有所征兆,有迹可循。鲁钝的人如能弘毅,将更绵延不绝、难入止境,除非他自发卸下重任,否则在一番较量中,只有当生命到达尽头之时,以其本身的短暂有限来制约住鲁钝的人,却绝无降服鲁钝之人的那一日。
孔子生活的背景是春秋末年,当时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能在政治、军事中占据主导地位,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当时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余年,希望可以得到诸侯的重用,听取自己的各项学说,实现仁治、礼治,停止诸侯国的连年征战。孔子的这一套理念显然不合诸侯国主的心意,当时的诸侯都一心志在兼并别国,根本无暇、也无心治理国内。孔子半生到处游历,宣扬学说,却始终未收获较为显著的成效。
当时整体环境大概如此,一般说来,只有君王圣明,才能使圣贤君子大有作为;如果君王无道,圣贤君子不仅会自己退隐,而且还会相互号召远离无道之君。因此不少能人才者选择隐姓埋名,情愿从混世的乱水中择清自己,主动选择灰心避世。孔子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动静颇大的至各地去游说,宣扬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当然,他免不了碰壁无数,但是也不轻言放弃,而是会收拾行装、整一整精神再坚持去往别国,向下一个君主进行游说。当时有隐士听到孔子的名字,便评价他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那个明知道不能做却还是要选择去做的人啊!隐士明知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可为,便用言语讥讽孔子营营碌碌、沽名钓誉,却注定要徒劳无功。
楚国一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走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啊!凤啊!为何你的盛德竟已衰败!已往的劝谏也无法改变,未来的还可追呀!算了!算了!当今那些从事政治的哪一个不是危殆之人,怎可与之有为呀!楚狂归隐,并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深识时务所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在楚狂看来,如果生不逢时,那便早早抽离,潇洒清高的度过一生。以往、当今的的局势再怎么劝谏也改变不了,那又何苦浪费未来的时光,妄图去辅佐这个根本不会听取良言的君主呢!接舆不忍心目睹孔子空负流年、空负苦心,因此他佯装狂人纯粹是一番好意,想劝解孔子不必与无道之君为伍,及早抽身为妙。
当时有归隐的农夫劝说孔子的弟子子路离开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你看那水流滔滔,天下都是一般昏暗,谁又能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何不跟从避世之士?是啊,你看天下大局如此混乱,你何苦跟着你的夫子在滔滔昏水中还想着力挽狂澜呢?不如离去避世,不要再沾惹这些有识之士不屑沾染的东西吧。子路后来将这番话转告孔子,孔子听完心下怅然,感慨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呀!我不和那天下人同群,又和谁同群呢?若使天下已有道,我也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啊!归隐农夫的意思是天下无道则须退隐,因为无人能够轻易变更格局;可是孔子却认为倘若天下有道,他也不会萌生去改变的想法,正因天下无道所以更加不能退隐。如果他也选择逃避,就此放任不管,那这天下不是更乱、百姓不是更苦?孔子深怀仁心,既不忍心彻底忘却、放弃天下,也不忍心冷眼旁观天下最终归于无道,因此他的决定是不得不为之。
孔子就是行走在这样的讥讽声与唱衰声中,不受劝谏之言,不听权宜之计,无惧诋毁,更无惧流言,在一条万分困难的道路上步履维艰。霜刀锋剑,严寒相逼,他却不肯退避、更不肯丢弃立场,舍却其身也要成就大仁大义。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一个人不出仕,是不义的。长幼之节不可废,君臣之义又如何可废呢?只为了洁身自好,却把君臣间的伦理关系都弄乱了。君子所以要出仕,也只是尽他的义务罢了。至于道之不能行,他是早已知道的。孔子和他的学生都认为,不必等待有圣明君王降临后才大展拳脚,也不应该因为君王无道而放弃作为。道之能行非人力所能左右,但行道却是为人所不可逃避的责任。“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里饱含早知失败的悲怆,却不悔南墙的决心,令人忧思不断,但若深究却也无甚烦恼可以纠结。因为即便明知大道难行,但于情于理仍当出仕,正是我尽我义。
孔子历尽艰辛,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还险些丧命,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知难而退,也不为一时不得志而舍弃当世的救济之心,更不因为自我不得志而舍弃行道于万世之志。他何尝不清楚他的一番辛苦也许只是一场空忙,但是却无法断绝自己的痴心之念,无法回避自己的行道之志,无法视万民疾苦如不见,无法遵循遁世逃避的求生之路。孔子仍要尽他之心,尽他之能,尽他之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这种行径于旁人看来尤为可讥,但在自己看来却是半点无悔。
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传道、游说中,它早就跨越了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也许当今社会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成就的一番事业,这番事业会不会不合于世,即使不拿宝贵的生命犯险,也是在拿有限的青春豪赌呢?坚持也许是错误,那么不坚持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回避、杜绝了错误的发生呢?而这些所谓的对错,理智上可以清楚的辨析,但是在感情上却是一种艰难的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直、清醒的人一心想要冲破樊笼,而冲破樊笼的代价,即使不付出血肉之躯,也会使精神世界遭逢数次碾压与拷问。最终,能不能总会退让于该不该之后,就像能力无法领先于本心,而只能为本心所用。这颗心随处可去,徜徉自由,只做该做之事,绝不计较付出,也无处计较结果。
这样的一种精神始终长存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是有识之士难舍的情,也是倾其一生追寻的义,更是无怨无悔践行的大道。无论命运多么波澜,但心境始终澄澈;无论目标多么渺远,但路途始终可知;无论收效多么甚微,但决心始终不移;无论境遇多么困厄,但其乐始终无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坚定,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不为时移,不为世易,发诸于本心,行之于我身,是世所不容、我却绝不退让的勇往直前,是遭逢劫难却矢志不悔的初心,这才是《论语》一书最为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