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社会消费标准步伐的成本，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感情伤害。

       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无非是两个地位。一个地位是，自己部落相对于其他部落的地位；一个地位是，自己作为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

       对相对地位的关注，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成分。那些不关心自己相对地位的人，在人类进化的竞争环境中就会处于劣势。

       就拿买房这件事来说。如果你跟不上同阶层的住房消费，其结果不仅意味着你的房子小，还很有可能意味着你的孩子上不了好学校。更好的学校几乎都在房价更贵的社区，我们俗称“学区房”。所以，如果想让孩子进入一所好学校，中等收入者必须购买当地贵得离谱的“学区房”。

       这是一个无奈的局面。

       就像在体育馆里看比赛，本来大家都坐着，突然一个进球，有些观众就忍不住站起来欢呼。他们站起来了，后面的观众也只好站起来。其结果就是，大家都站着，可能互相挡住了视线看不到球赛，也有可能视野跟坐着的时候是一样的，但绝不会都站着反而视野更开阔。既然如此，为何要站着呢？

       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个体为了争夺相对地位，往往要以牺牲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比如，美洲麋鹿。麋鹿是一夫多妻制的物种。如何获得更多雌性的青睐呢？雄性麋鹿会通过激烈打斗来获得雌性。于是，就造成了大型鹿角的基因突变在群体中迅速蔓延。拥有又大又重的鹿角的雄性，在打斗中更容易取胜。

       但是，拥有又大又重的鹿角的麋鹿笨重呀，容易被狼包围猎杀啊。

       这样一来，麋鹿整个群体部落，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啊。又大又重的麋鹿，可以获得更多老婆，但是容易被狼猎杀啊；鹿角小的麋鹿虽然更容易逃生，但是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啊。

       那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所有的麋鹿坐在一起开个会，大家共同把鹿角尺寸减半。这样，大家都有了更好的生存机会，而且每只麋鹿的相对地位也可以保持不变。

       当然了，麋鹿是不可能坐在一起开会。

       但是，我们身为人，我们可以啊。

一个简单的税收政策的改变，就能改变浪费性的消费模式。

       有证据表明，超过某一点时，豪宅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不会使富人更快乐。然而，这些豪宅却改变了参考“框架”，变成了收入稍低人群的需求，这个机制会沿着收入阶梯一路向下传导。由此，导致的对中等收入家庭财务的挤压，不仅使这些家庭入不敷出，也使政府难以提高税收。而政府难以提高税收，又会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的下降。虽然富人住豪宅、开好车，但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下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框架效应”造成的浪费性消费模式，可以通过简单的税收改革得到改变。

       弗兰克建议，将现行的累进所得税，改为累进消费税。

       也就是说，将现行的按照“所得”纳税，改为按照“消费”纳税。

       具体做法是，每个人先报总收入，再报年度总储蓄，用总收入减去总储蓄就可以得出年度消费；政府根据消费多少，累进收税。

       改为累进消费税的好处有两点。一是，所有人都减少支出了。这与个体减少支出，其结果会截然不同；二是，提高政府的税收，可利于改善基础设施（比如改善我们的道路、空气、水质等等）。

       更重要的是，累进消费税政策，不会影响富人的相对地位。富人要争夺的并不是什么名牌包包，而是那些数量稀缺的商品，比如海景房。海岸线只有那么长，海景房只有这么多。即便累进消费税政策逼得房价下跌，能住进海景房的仍旧还是那一批人。

       弗兰克的这个建议已经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虽然就目前情况来说实现起来还是很困难。

       弗兰克说，“我们面临的机遇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把握的，必须所有人共同行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孩子。”

      嗯，分享了两天关于生活部分的内容，貌似“攀比”的浪费性消费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呢。那明天就一起来思考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