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于其地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次丁未，十二月，经总督讷尔经额、壁昌、廉敬、李星沅、布彦泰、裕泰、耆英，巡抚陆建瀛、王植、林则徐、杨以增、陆费瑔、徐广缙、孔继尹等人的奏请，道光皇帝下旨，已故的四川资州知州高学濂，安徽凤台县知县李兆洛、广东博罗县知县刘衡，均入祀名宦祠。
高学濂，生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字希之，安徽无为州人，其体貌魁梧。清嘉庆十二年(1807)考中举人后，历任四川江安县知县、江北厅同知、华阳知县，最后官至资州直隶州知州。其每一任都“实心实政始终不渝，所在俱有青天之目”。
道光八年（1828），高学濂任江安县知县。高学濂嫌嘉庆年间的江安县旧志冗滥，“遂变其体例，析其条目”，于道光九年 (1829)增续《江安县志》两卷，将旧志的二十一门精简为八门。该县志仿照明代康海纂《武功县志》的编例，列目二十九附二，约6万字。人物、山川、津梁、祠祀等门类记述稍详，其余均比旧志简略。其中，人物、杂记中记载的史料较有价值。
道光十一年(1831年)，高学濂署江北厅（清乾隆十九年，实行“江巴分治”，江北厅从巴县划出）同知，整兴学校，断狱明决。精通地里堪舆的高学濂赞叹云峰山的人文风水，为秀培主山，郁起人文，在其中峰山巅，高竖树杆。道光三十年(1850年)，编修监察御史黄钟音丁忧回籍，其主讲川东书院时建议造塔于树杆处。同年，驻防重庆的川东兵备道曹澍钟始造塔其巅，钱出于富室，工兴佣雇，翌年(1851年)建成，取名“文峰塔”。《巴县志》记载:“文峰塔峭立山巅，凡七级，高逾十丈，万松围护，攒天一碧”。
江北厅自分驻以来，未建城垣。嘉庆三年（1798），同知李在文始集居民兴筑土城，东北依山，西南傍水。高学濂到任后，发动绅商集资万金，从巴县请来通晓工程的黄云衢改建城垣，将土城改筑为石城，有《创修江北城碑记》。高学濂调任新职后，工程一度中断。
道光十二年（1832），高学濂任华阳县知县。道光十三年（1833），因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的潜溪书院距城五里，每值阴雨时道路泥泞行往不便，高学濂募资在县城梨花街购屋宇，改建讲堂。同时，从县里拨办学经费，并制定潜溪书院章程。
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高学濂任资州直隶州知州，清廉公正，材具精明。其能够入祀名宦祠，与他在资州的良好政绩有很大的关系。高学濂上任的第一件事就严饬胥吏，慎重关防，资州境内一度弊绝风清。胥吏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处于官与民的交 界点上，无固定的编制，其待遇差，而且大多为无恒产。俗话说，“大官好见、小鬼难缠”，胥吏们往往通过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方式获取财物。一些地方贪官污吏靠陋规、贿赂和勒索等方式获取金钱，也往往通过胥吏之手，与之同谋。高学濂严饬胥吏，正是他清廉公正的底气所在。
高学濂对处理狱讼案件很慎重，在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轻易下结论，一旦查明真相后又迅速的判决，“控不轻准，准必速结”。他公平公正的处理了一些积案，得到老百姓的极大拥护，“折狱尤为明允，远近皆颂”，有青天老爷之誉。他认为，“欲使己兴，吏民各以平旦之气相见，庶天良不昧也”。
每天公事之余，高学濂除了读书，还经常出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拜访地方上公正的绅士和年老有声望的人，“勤访民间利弊”。在此基础上，他选派公正的绅士与民众为乡长，并让他们推荐甲长人选。由于所举之人得当，其治下“风清俗美，闾井帖然”。
资州地貌类型主要为丘陵，境内多山地，老百姓经常受干旱之苦。高学濂主动谋划新修水利，并劝谕老百姓深挖池塘、疏通水道、修筑河堰。他任资州知州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修建的水利设施达一千多处，有的现在都还发挥着灌溉效益。
高学濂学问纯正，尤其精通程朱的性理之学，也非常重视教育。他为州城的珠江书院修治了的房廊，并筹添膏火，保障书院的正常运转。高学濂经常到书院与诸生童讲论经义，“谆谆以立品，敦行为勖”。他在珠江书院的讲堂，刊示其创作的《求放心箴》和《辨义利箴》。《求放心箴》写道，“心为天君，放则无主，譬诸一家谁守门户。求之有，道居敬积理，瞬局息养常，惺惺矣。但期物格，毋为物引，明善复初，宜发深省。”《辨义利箴》指出，“义为天理，利乃人欲，用心之初，慎此幽独。喻义喻利，人品攸关。明辨以晰行其所安，穷不变塞，达不沾名，充类至尽，纯粹以精。”
高学濂是一州主官，也是一位诗人、画家，其工各体书法，著有《希斋文钞》2卷、《希斋诗存》4卷和《益州书画录续编》，“凡遇名胜古迹，觞咏尤多”。近代徐世昌编修的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收录了高学濂两首诗，其一《芜湖来佛亭访任松生即赠》，“冒雨来湖上，寻君此一过。水声当枕起，山色到门多。旅食近无恙，飘萍终奈何？有家归未得，空叹鬓毛皤。”其二《滕王阁》，“佩玉鸣銮渺列仙，空留高阁敞江天。地当水驿千樯集，名借词人一序传。宾主逢迎真盛事，风云作合亦前缘。我来不尽登临兴，依旧湖山起暮烟。”
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到资州任职仅九个月的高学濂，因丁艰离职，但他的德政形象已经深入资州老百姓心中。临行那天，大家纷纷前来含泪送别，以致其坐船无法开行，“士民垂泪，舟不得行”。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军机大臣、给事中朱逵吉向道光皇帝上奏，称四川省因两次用兵大肆摊派津贴，一些州县官员借此荼毒百姓，以致民不聊生。“该省上年夷匪滋事，两次用兵，一切军需摊派通省州县粮户。闻有贪污不法，显背官常各州县，按照地丁加惩银两，并苛派勒借。”
此事高学濂也牵涉其中，他按照省上要求征收了军需津贴，还“以余钱作为夫马差局摊项。”虽然高学濂个人从中没有贪污任何钱款，但由于没有把情况向上级说清楚，朝廷将其交部议处。“讯无侵蚀，惟未报明上司。”这件事，也进一步显示了高学濂为官的清廉。
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高学濂病逝于故里，享年六十二岁。消息传到资州，很多人以各种形式祭奠他。不久，资州人在北关外纪念南宋状元赵逵的状元祠内设主袱飨，对其祭祀供奉。道光二十七年（1847），高学濂入祀资州文庙内的名宦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