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缸在每个家庭中绝对不能算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物件，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必不可少。对于有烟民的家庭来说，烟灰缸的用场好像更大一些，其实不然，现在纵观烟灰缸的作用，其实已经变成了家庭餐桌上收纳花椒辣角皮蒜块等食物残渣以及各种瓜果皮核的重要物件了。

在我的记忆中，烟灰缸来到我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那时的我差不多也是弱冠之年了。

小时候，记得年过古稀的祖父拿着一个一尺许的长杆旱烟袋，每每在饭后或起床前，熟练地把烟袋锅伸入黑灯芯绒荷包里，灌满旱烟叶后，用手按压一番，用嘴含住烟嘴，双手配合，划燃火柴（祖父叫“洋取灯儿”）来点烟，更多的时候是直接去高火上点烟，接下来就是吞云吐雾之状，神情颇为惬意。祖父经常向人炫耀他的玉石烟嘴，纯铜打造的烟袋锅（制作者是祖父的于姓表弟，专业铜匠，家住县城北的尧村）。烟袋锅盛放旱烟的容量有限，也许十几二十秒就是一袋烟的功夫，总之，抽一袋旱烟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一分钟，记忆中，祖父每抽一回烟，至少有三四袋烟。旱烟燃尽后的烟灰（祖父叫“烟屎”），是必须处理的，祖父在抽完一袋烟后，坐在炕沿上，抬起左脚，把发烫的烟袋锅向千层布鞋底敲上几敲，烟灰震落于地，或渗入土地面，或被人踩着不知带往何处。到了冬天，农村人在炕上抽旱烟的比比皆是，烟灰在不经意间就落在炕席缝里了。那个时代，烟灰缸闻所未闻，也真不需要。

打我记事起，父亲这代人，抽旱烟袋的已经不太多了，他们可能觉得还像祖父那一代人手拿长杆旱烟袋显得有点老土了。记得父亲有过旱烟袋，也就是个摆设，用的极少，断不了在赶会时，购买一支旱烟袋，也就是收藏起来了。父亲开始把废旧的书纸或报纸裁成二指宽的纸条，卷成细细的锥形，装上旱烟来吸，相当于抽盒装香烟（父亲叫“洋旱烟”）。七十年代初，一盒勤俭牌的香烟是九分钱（最便宜的），每个农民一天劳动工分是十分，折合人民币不到三毛钱，所以，广大的农民抽不起盒装香烟，只能抽旱烟袋或手工卷的纸烟。纸烟的烟灰会随时掉落，没有任何人会在意它落在哪里了，衣服上、炕上、地上……反正也没有烟灰缸。

1977年，大祖父母陆续去世后，建筑质量相对稍好的三间北房因此空出，父母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就叫来亲戚帮忙，把五六个大瓮和一个铺柜抬走，把烟熏火燎了几十年几乎看不出原来的白颜色且苍蝇排泄物满满的墙皮铲掉，而后上泥抹平刷白，把占了四分之一地面的高火拆掉，把木质旧炕沿更换了并重新支炕，特别重要的是把坑洼不平的土地面改造为砂灰水泥的硬化地面，一是地面平整了，二是杜绝了老鼠的猖獗。在这所改造后的“新”房子里，我家开始有了时行的三斗桌、扣盖箱、缝纫机，炕上开始铺着深绿色的人造革布（母亲叫“漆布”），母亲多次告诉喜欢躺在炕上抽烟的父亲不要把烟灰掉在炕上，父亲就用报纸接着烟灰，这表示着我家具有了“烟灰缸”意识。

八十年代中期，我家盖起了新房子，居住条件大为改善，母亲与时俱进，在家里摆上了玻璃烟灰缸，这可谓真正的摆设，许多时候，烟民还是把烟灰和烟蒂弃之于地，我们吃饭时，照样把糁面粥里的土豆皮、午饭中的花椒辣角皮，吃水果时的皮核等，直接扔到地上，甚至吐痰也不到院子里，那时候，人们丝毫不去理会这些，认为地面就应该承载所有的抛弃物。

九十年代初，我结婚了，我去县城里的岳母家吃饭时，发现人家的饭桌上放着烟灰缸，而且不只是放烟灰，吃饭时，饭中的弃物，如花椒辣角皮都放入其中，还有瓜果皮核等，不能直接扔在水磨地面上，吐痰就更不可能了。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也是水磨地面，必备了一只烟灰缸，一如岳母家的使用习惯。期间不小心打碎过烟灰缸，还曾买过不锈钢、塑料、陶瓷等烟灰缸，最终还是觉得玻璃烟灰缸经济适用且容易清洗。

现在，我们大都居住在单元楼上，家家户户的地面不是木质的就是瓷砖的，茶几或餐桌上，都必须放置一个大大的玻璃烟灰缸，家里或来访的烟民抽烟时，必须把烟灰磕在烟灰缸内，绝不可能把烟蒂弃于地面，吃饭或吃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汤水饭渣都不能抛洒到地面，在擦拭地面时，发现有烦人的头发，耐心地捏起来，轻轻放入烟灰缸中，然后统一处理。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人们的修养也随之提高。有时候，去别人家做客，人家不让我们换拖鞋，感觉就像穿着鞋在被窝里睡觉一样难受，物质优裕的现代社会逐步提升着每个人的文明素质。

说不完的烟灰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