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应该是得了一种意识觉醒不完全的病，在大量的镇静剂和我不愿意醒来面对现实的心态的作用下。我从小到大从未做过如此清晰的梦，五感丰富，逻辑完整，甚至在梦到用手机发信息的时候，双手还会跟着动。一定是我的身体睡着的时候，一部分意识十分活跃导致刚刚睡下去的一部分身体又醒来了。又或者我在两瓶镇静剂的作用下参透了无名相道，睡和醒是相生的，无需分彼此。

我睁开眼，枕头都哭湿了。然而我还在这里，和大姐A大姐B住在同一个房间。在这里窗户只能开一拳大，玻璃估计是什么特殊材质，反正我砸了半天纹丝不动，不允许带刮眉刀、有鞋带的鞋子、筷子，不许自带药品……总之你想在这里死是不可能的。然而更没有人想在这里生活。昨天半夜隔壁男病房闹事打架了，好像是一个大个子差点打了护士。女病房来了个新人——喜欢吟诗作对的小女孩，她大半夜冲出病房要抢护士的手机给爸妈打电话，结果被两个护士和两个保安抬手抬脚抬回床上绑着了。还有一个胖阿姨，和我父亲借手机给她儿子发信息，结果她儿子只是趁她去做治疗的时候，送了点水果牛奶进来，面都不想见，更是丝毫没有接她回家的意思。每个人都想回家，无论是刚来几个小时的女诗人，来了几天光头、女侠和胖妞，或者来了几年的大姐们，或者是我。我们都想回家，这个地方真的让人体会了一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这让我想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时等待救援的士兵们——只要知道有人会来营救，就有希望活下去，就能坚守；但一旦当过了约定的时间救援还没有来的话，士兵的意志就彻底被摧垮了，人也就死了。

我们现在虽然一筹莫展，但我们至少没有任何希望——想回家找不到办法，儿女、父母、男朋友都不理我们——困境中最致命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有过希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从来不知希望是何物，便混混沌沌的在日复一日的漩涡里妥协吧。顺着漩涡的漏斗形旋转，最终总会到达一个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开始不哭了，吃寡淡如水的午餐，在不能上锁的厕所里洗澡，参加集体操。并且学会了里面的社交礼仪，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不需要打听，也不直接问，而是轻巧的拉起对方的左手，看看住院手环上的名字，保证是大名。我开始和女诗人一起读诗，和女侠一起唱歌，和大个子一起用农夫山泉作为哑铃健身、和胖阿姨聊她儿子，和男病区的病友们一起去吸烟室抽烟……

这里的规矩，如果有家属买烟给你，必须把烟都交给保管室的护士。护士会在上面写上你的床位号，每天上午9点40和下午4点各可以去保管室领取两支香烟。这边的私人物品里面是严禁打火机和火柴的，所以每到开放抽烟的时候，护士阿姨会给一个老大哥发一个打火机，让他给我们点烟。老大哥约莫1米8几的个子，一个大光头，本地口音，他穿病号服从来只扣最下面两颗扣子，肚子的上半部分和胸肌都是露在外面的。老大哥会拿着打火机第一个进入吸烟室，吸烟室有3个座位，都是留给前辈们坐的，所谓长幼有序，老大哥会有一个他的位置。他并不着急给自己点烟，而是先帮大伙儿点上。老大哥坐着把打火机点着，其他人排着队，叼着烟，一个个凑上前去点。由于老大哥是坐着，其他人都是站着点烟，所以我们都得俯下身来。这一幕瞬间看起来有点像邪教的受洗过程。教主用圣光之火点燃吾等愚民嘴上的火把，而后我们也都获得了智慧。

有一天我好奇问了问老大哥，他说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六年了，他旁边坐着的一个朋友，已经住了十年了。和大姐A、大姐B其实一样，家人不接他们回去，他们就得永远住在这个牢笼里。

有一次在护士的护送下去别的楼里参加集体活动，下楼的时候有一位男士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孩子见到一个女病友就冲上去叫妈妈，然后一路陪妈妈从我们住的二号楼，走到了参加活动的四号楼。等活动结束，四号楼楼底也不出意料地出现了这对父女，女孩又陪妈妈从四号楼走回了二号楼，直到我们上了电梯才离开。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也就见了五分钟。所以到底是谁的错呢？妈妈？还是孩子？是我？还是他？……

第二天中午，我走进重症病房找女侠和胖妹玩耍，无意间瞥见南面窗户外的桂花树。我哭的那晚下了大雨，桂花早已经谢完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