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传宗接代的家族重任落到我的肩膀上，责任重大到让我喘不过气来。母亲不就是被此束缚了一辈子吗？难道我还要堕入母亲命运的轮回吗？这个恶毒的老太婆，她害了自己的女儿还不够，还要来害我！
1
1998年的暑假，8岁的我坐在走廊的小板凳上，听着大雨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像是天上有很多人在一起倒水，一大盆一大盆地倒在了我家的院子里，还殃及了我们家的厨房。厨房的水泥地面潮湿得像屋外的雨下进来了一样，如果不小心，一定会摔个大跟头。母亲望着屋外下个不停的雨，忧心忡忡，因为田里的水淹了刚插下去的秧苗，她得想办法去排水。
母亲边穿雨靴边嘱咐我不要出门，然后披着雨衣出去了。快到晚饭时间，母亲带回来一连串的坏消息：老屋坍塌了一半，邻居家的猪栏也倒了，把猪给压死了。
“云英！云英！”有人在屋外大声喊母亲的名字，中断了我对小猪的默哀。
母亲去开门了，他们没进客厅，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燕坝冲毁了，下面的稻田跟河一样！”
“我们的楼房不会也要被淹了吧？”是母亲担忧的声音。那男人叫母亲不用担心，说我们村的情况并不严重。
我们才搬进这楼房没几年，这是父亲出门打工挣了钱新盖的。那一年，王家村大部分人家住的还是土房子。
新楼房的厨房里，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土灶。灶台的左手边是一个水缸和洗菜池。与灶台相对的是一个很老的八仙桌，案板、蔬菜、洗菜盆子都会放在上面，旁边是碗橱和一个放着脸盆的洗脸架。
到了冬天，我和姐姐喜欢在灶火堆里烤红薯，用火钳将烤好的红薯夹出，然后在地上翻滚散热，小心翼翼地剥开有些烧焦的外皮，甜香味随着热气扑面而来，吹几口气，迫不及待地咬一口，甜而不腻，哪有心思在意黑乎乎的手指呢。祖母的陶马罐有时也会窝在灶火堆里，那里面有时装的是赤豆，有时装的是花生，偶尔装的是只母鸡。那只陶马罐煮出的花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煮花生。
这栋两层半的楼房不仅有大厨房，还有院子和阳台，楼上楼下各有两间卧室，半层的阁楼，也用不着，就摆在那里空着，还有带太阳能的浴室——令我更开心的是，在卫校读书的姐姐不回家时，我能独占一间卧室。
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终于可以不再同床而眠了。
平常，父亲在城里打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没有盖楼房的时候，他不得不和我的母亲同睡，一人一头，母亲很是嫌弃他的脚臭。有了新楼房，母亲说父亲回家就像住宾馆，不交房费的那种，她忙里忙外还得伺候他。我和母亲一样，喜欢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因为他一回来，家里就不得安生。
“云英——”是祖母，她拄着根拐杖，说她养的母鸡不见了一只，让母亲和我去找找。
祖母的吩咐对于焦头烂额的母亲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她大声对祖母说，下这么大的雨去哪里找母鸡，说不定早就被大水给淹死了。
“那鸡正下蛋，过年的时候，你们就没得吃了。”祖母振振有词。
2
没过几日，家里来了许多人，他们是母亲叫来开会的。那时我还不懂“开会”的意思，只懂得开会的形式——就是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问题，最后却只有一个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个人就是我母亲。
来的人个个面露难色，唉声叹气的声音打扰了正在看电视的我，我只得将电视的音量调大，盖住他们的悲叹。电视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人在用大喇叭演讲，最后，他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回应他的是一遍遍的“有”。大家看完，一片叽叽喳喳，有个人告诉我：解放军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见不着母亲的身影，早晨她出门时我还没醒，晚上她回家时我已经睡下了。祖母告诉我，母亲在燕坝，让我在雨停的时候给她送点吃的过去。
出门前，祖母塞给我一个袋子，里面装了芝麻糖、花生糖和饼干，说这是过年剩下的。
出了院子，坍塌的土砖屋、烂泥和碎瓦片像是腐烂的尸体搅合在一起。蹚水的路上，有一只鸡一动不动，像是过年的时候已被杀死的鸡泡在开水盆里等待拔毛一样。我向前走着，看到了第二只鸡、第三只……我不知道祖母那只走失的母鸡是不是也在里面。
一块块的稻田已连成一片池塘，绿色的秧苗被水没顶，早已不见踪影，倒是有几棵树倒在田里。我听见水流倾泻而出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天空开了一个井口，水从深不见底的水井里汹涌而出。原来，是燕坝豁开了一个大口子，水库里的水朝下游的稻田飞奔而去。
五六个全身湿透的男人弓着背，将装满土的蛇皮袋堵在豁口处，水淹到了他们的大腿，其他的人在传递蛇皮袋。
“妈！妈——”我试图在扛蛇皮袋的人群里找到母亲。
“娣娣——”是母亲喊我，她在燕坝的那一头。她歪着脑袋，脸上满是泥泞，一只手托着肩上的蛇皮袋。
“妈，我过不去！”我站在断了一大截的燕坝上干着急。
站在豁口处的一个男人叫我把装吃食的袋子套在脖子上，一双双大手夹住我的腋下，像传递蛇皮袋一样，将我传递到燕坝的另一头。
“大伙上来歇一下！”母亲招呼大家，让我将带来的吃食分给每个人。他们坐下来吃东西、喝茶，衣服贴在皮肤上，鼓起一条条长短不一的气纹。我在人群里左顾右盼，问他们解放军叔叔在哪儿，他们还没分到吃食。大人们告诉我，解放军叔叔在更危险的地方抗洪救灾，还没到我们这里来。
“什么叫抗洪救灾？”我问。有个人跟我说，有些地方的房子都被大水淹了；又有个人说，养猪场的猪都给冲没了，猪都在水上漂着；还有人说，有人被淹死了，大水无情，就像小孩在池塘洗澡被水鬼给抓走了一样。
“原来洪水就是水鬼呀！”我似懂非懂，引得他们一阵大笑。
从那以后，天上的井盖合上了，也没有人再从天上倒水下来，燕坝豁开的口子也修补好了，祖母走丢的母鸡还是没有回家。
9月1号开学那天，母亲去学校给我交完学费，就去县城开会了。我很想跟她一起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县城，县城——那可是很远的地方，是要坐车才能到的呀。可母亲告诉我，开会不能带小孩子。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长大呀，长得像母亲那么大，那样我就可以去县城了。
傍晚的时候，母亲带着满脸笑容回到家，简直像是生了儿子一样高兴。她拿了好多东西回来：两条毛巾，一盒芳草牙膏，一块上海硫磺皂，还有两袋挂面。第二天，我发现家里客厅的墙上多了一张奖状，就贴在我的“三好学生”奖状旁边，上面写着母亲的名字，她获得的不是“三好学生”，而是“劳动模范”。母亲说，“那是上面发的”，我不知道“上面”是哪里，我想大概跟学校一样吧，表现好的话就有奖状和奖品可以拿。
3
那一年冬天，我和姐姐没吃到烤红薯，祖母也没用她的陶马罐给我煨花生，更别提煨鸡汤了。
有一次，祖母煨了赤豆，我吃到好几只黑色的小虫子。祖母说那是陈豆子，所以才会长虫子，然后将我剩下的赤豆汤全吃了，连带那些小虫子。她用她的假牙咀嚼着，说这么好的东西莫糟践了，“58年的时候树皮都没得啃”。
祖母的孩子大多死于饥荒年代，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就是我的母亲。为了香火的延续，为了后人的名字可以刻在祖先的墓碑上，为了在族谱上有一个分支，为了有人养老送终，祖母又收养了一个小母亲两岁的男孩，也就是我的父亲。
民国十五年出生的祖母，做过童养媳，裹过脚，是从“表哥娶表妹”“表姐嫁表弟”的近亲婚姻时代过来的人，在她看来，亲生女儿与养子的结合是完美的：他们一起长大，成为夫妻是“亲上加亲”。这样结婚的人家也不少，不都是恩爱得很嘛。
祖母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的父母并不恩爱，特别是生不出儿子这件事，加深了他们彼此的怨恨——他们都认为是对方有问题才生不出儿子。自我生下来后，父亲对能生一个儿子这件事不再抱有希望，因为他早已用完国家分配的生育名额，而我母亲也被拉去结了扎。
父亲因为没有儿子，在村里总觉得矮人一截，他要在事业上挽回他作为男人的尊严，连我的“洗三朝”都没参与，就随村里第一批出去打工的人，去了城里的服装厂。
正是因为父亲打工挣了钱，才让我们全家人在1998年大洪水过后，还能吃得饱穿得暖。尽管如此，他还是和母亲因为钱吵架，我们家的新楼房，就是他们的新战场。
国庆节假期，父亲回来探望祖母。我已然记不得父亲是怎样动手打了母亲，只记得那天母亲在厨房打扫卫生，父亲进屋来大声质问她为何要借钱给别人，然后是瘫倒在地上的母亲和鲜血，以及我不知所措的哭喊声。
我朝医生家跑着，我告诉自己要跑快一点，再快一点，我害怕我跑慢了，我就失去了母亲，她流了那么多血……
医生到家后，我又跑去柴房找劈柴的祖母。
“奶奶……”我抹了一把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的液体，“爸爸打了妈妈……”
“狗日的！”祖母咒骂了一句，移动着她颤巍的小脚，拿起她的拐杖，与我一同回去了。
望着躺在床上的女儿，祖母手里的拐杖气愤地敲打起地面来，好似那地面才是她的养子。“狗日的回来，我打死他！”她手里的拐杖更激烈地敲打着地面，如此便是为女儿报仇了吧。
母亲醒了，望着一屋子来看她的人，哭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说：“我这条贱命没有活头了。”
母亲挂着泪的脸，和那个带头修坝的女人的脸好像不一样了。她哭着要喝农药，我手拿一块干毛巾跟在拉着母亲的人群后面，想用那块干毛巾拭去她嘴角的血，擦干她脸上的泪。可我跟不上母亲的脚步，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哭了。
女人们劝母亲为了孩子要想开一点，可母亲还是嚷嚷着要喝农药。如果不是因为农药埋在坍塌了一半的老屋里，如果不是因为大洪水毁了庄稼、母亲没有再购买新的农药，或许那一年，我真的就失去了母亲。
4
晚上，父亲回来了，去房里看了母亲。祖母并没有用拐杖“打死他”。
即使他一脸疲惫，布满红血丝的眼睛诉说着他的羞愧难当，也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和谅解——他怎么可以打一个获得“劳动模范”荣誉的女人呢？我决定不理他，不叫他“爸爸”，以此来为母亲报仇。
在父亲去城里的前一晚，他叫住准备去睡觉的我，说要跟我谈谈心。我坐了下来，但把头扭到一边不看他。他叹了一口气，抽了根烟，才说话。他说他的香港老板跑路了，他辛苦一年的钱都没了，知道母亲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把钱借给了别人，他很生气，一时冲动才动的手，“都是金融风暴害的”。
我才不管什么风暴洪水，我说他比水鬼还要吓人。说完这话，我就害怕起来，害怕长大后像母亲那样，会遇到比水鬼更吓人的东西。
母亲身体好了之后跟我说，她是因为我太小，怕我没妈妈照顾才没去寻死。
过了不久，母亲叫来一个瓦匠拆掉了厨房的灶台，在对过的天井屋里新建了一个。新灶台还没用上几月，母亲觉得天井屋又太局促，只得拆了，又返回到原来的大屋里盖灶台。
折腾几次之后，母亲终于罢手了。好像拆了重建的灶台，对母亲的精神是一种治愈，又大又新的灶台用水泥和瓷砖将她对厨房的痛苦记忆糊起来了，就像当初修复重建被洪水冲毁的燕坝，母亲也在用她的方式修补心里豁开的口子，她看上去又是那个带领村民修坝的女人了。
母亲在村里每天都很忙，除了田地里的农活，她还要张罗村里的大小事——谁家的儿子娶不上亲，人家就请她去做媒；谁家夫妻吵架了，要找她去评理；队里分山分树，她要组织大家开会，因为她是队长。
“云英，你带头修祠堂吧！”一次队里开会，有人提议。其他人马上附和，说邻村新建的祠堂很气派，我们王氏祠堂也要重修，不能让先人丢了脸面。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笑着说，她要是个男人，早就出头做这些事了。
“我家那个，要骂的。”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奇怪得让我甚是纳闷：我的妈妈怎么挤眉弄眼起来了？
在研究母亲的表情时，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件事来：隔壁王大爷家还没过门的媳妇，前不久退婚了。那门亲事是母亲做的媒。在城里打工的父亲不知从谁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打电话回来把母亲骂了一顿，说她总是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像一个女人的样子。
母亲听完电话，对着我抹了会眼泪，说了几句父亲的不是，就罢了。
5
10年过去了，我已经在镇上的高中读高三了。8岁的时候以为很远的地方，原来只需要20分钟的公交路程。
王家村已经没有多少人种庄稼了，他们都去城里打工了，只有春节的时候才回来。父亲不再是服装厂里的裁剪师傅，而是升迁为厂长，村里的孩子都羡慕我有一个“有钱的爸爸”。每年春节回家，大家都叫他“大老板”，因为父亲会送给他们夹克或羽绒服；他们称赞他是“大孝子”，因为父亲会给祖母大额的红包。
王家村的楼房已经比比皆是，我们家的楼房经过10年的风吹日晒，倒有些破败了。但是，房子里面却焕然一新。母亲请人将家里的墙粉刷了一番，老化的线路也重新置换了，墙上除了她的奖状，还有她的刺绣——骏马图。厨房里添置了新的碗橱，在离土灶两米远的地方还多了一个液化气灶口。有客来访或过年的时候，就用液化气来炒菜、土灶炖菜或煮饭。虽然我们觉得土灶煮出来的饭香，但母亲更喜欢用电饭煲，省时间又不浪费柴火。母亲买的冰箱不在厨房里，而是在天井屋里杵着。
母亲为老房子添置一件件新家具时，就像为雏鸟筑巢的雌鸟一样细致而愉悦。可在父亲的眼里，这是浪费钱的行为。毕竟，这栋房子于他是暂停歇息的旅馆，于母亲来说是她的家。
母亲在厨房里为晚上的年夜饭忙碌着，18岁的我在旁边打下手。我抬起头望了一眼光线微弱的灯泡，问母亲灯泡是不是坏了。母亲说那是因为过年全村的人都在用电——我们的习俗是大年夜里要打开家里每个房间的灯，一直到天亮才能关上。在祖母和母亲眼里，不灭的灯光寓意着明年的运势是一片光明。
“娣娣，你来炒牛肉。”母亲吩咐我。对于做菜这件事，母亲是没有什么信心的，父亲一直嫌弃她做的菜不好吃，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她没有做菜的天赋，厨艺真的不如她的领导能力。如果她是个男人的话，她一定可以当村长。
去祠堂祭祖的父亲回来了，招呼我们摆桌吃饭，接着，扔了一挂点燃的鞭炮出去。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意味着年夜饭的开始。父亲坐下，扫了一眼桌上的菜，审视的眼神像是一个口味挑剔的美食家。他拿起筷子，在盘子里挑挑拣拣，夹起一块鸡肉，端详了一会儿，才放入口中，好像咀嚼食物的并不是他的牙齿，而是他的眉头。他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什么也不说，夹起的藕片刚放到嘴里，就吐了出来，“啪”地一声放下手中的筷子，怒气冲冲地叫我去给他盛饭。
母亲起身，走到我旁边，附在我耳边说，盛电饭煲最下面的饭，因为电力不足，饭有点夹生。我照母亲的嘱咐，将电饭煲里最好的饭盛了一碗出来，放在父亲面前的桌上。
“这炒牛肉谁做的？”父亲问。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是满意还是反感，母亲回答说是我做的，这个答案好像使得他更生气了。他说母亲做了这么多年的菜，一点长进也没有，还不如孩子。这句听起来像是表扬我厨艺的话，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我做的菜也让他不满意的话，他是不是会说这是我遗传母亲的缘故？
“这怎么就吃不得了？”祖母放下她手里最爱的鱼头，她说话的声音不大，“58年的时候，树皮都没得吃。”
父亲没有搭理祖母，低头吃饭。母亲虽然满脸的不高兴，但是什么话也没说。
“饭都煮不好，还是夹生的！”父亲手中的饭碗在桌子上颠簸着，没有翻倒，只是洒了些饭粒出来。接着是椅子被推响的刺耳声——父亲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出了。
母亲的眼泪这时才流下来，终于说了不敢在父亲面前说的话——别人家的男人会自己下厨，嫌她饭做得不好吃，干嘛自己不去做。
“他生气是因为招娣没回来过年。”祖母说话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些。
招娣是大我7岁的姐姐，她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医院当护士，已经结婚了，她那时要生一个奥运宝宝，没能回来过年，是因为雪下得太大了。
母亲似乎认同了祖母分析的原因，她擦掉眼泪，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我默默地扒拉着碗里的夹生饭，只觉得嘴里很咸。
6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父亲讲电话的声音吵醒。
与其说他是在讲电话，不如说他在骂人。他在骂姐姐，挂了电话还在骂，骂她是泼出去的水，白养这么大，赶不回来过年就算了，怎么过两天还不能回来。然后是母亲的声音，说雪大路上滑，招娣大着肚子，路上要是出了什么事可不好。
母亲的话没安慰到父亲，反倒引火烧身了，父亲骂道：“都是你教的好女儿。”
我快步冲下楼，对他们大喊：“别吵了！”
父亲立刻调转枪头，质问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教育他。我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全身发抖，眼泪也止不住，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关起房门，哭了个够。
我趴在床上，想到我可怜的母亲，觉得胸口堵得慌，想到暴君一样的父亲，又怒火中烧。过年团圆的喜庆日子，我们家却是刀枪相向，为什么一家人不能好好过一个年？或许母亲已经成功修补好了心里的豁口，可我和父亲之间的裂痕，是永远也无法修补好的。
我甚至怀念起在学校的日子来，希望可以早一点开学，转念想到即将来临的高考，我又难过了起来。我的学习成绩不像小学的时候那么优秀了，不再是“三好学生”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得过奖状了。我的数学烂得一塌糊涂，我想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我要一辈子被困在王家村了，像母亲那样，任凭怎么努力也走不出冰冻三尺的雪地，冻僵的双脚就陷在里面，我想我要冻死在这场雪灾里了。
为了强迫自己不再胡思乱想，我下了楼。祖母坐在火桶里看电视，从我放寒假的第一天开始，貌似她就一直坐在火桶里，所以她的身上有一股烤红薯的味道。她对着电视机说话，感叹雪下得真大，说那些滞留在火车站不能回家过年的人真是可怜，又说姐姐没回来过年，家里冷清不少。
春节在鸡飞狗跳的煎熬中过完了，父亲回到他工作的城市，我也很快回到镇上，为高考冲刺。
半年后，我高考的结果没有任何意外，除了语文分数不错，成绩很烂。在我那所普通高中的文科班，只有我们班班长考上了本科。我深知自己不是应试教育的料，即使复读一两年，也考不上任何一本或二本的学校，所以选择了读大专。即便如此，我还是在所有的志愿里填了外省的学校。对于学校和专业，我并无太多了解，毕竟选择有限，反正都是大专院校，没有什么差别，我只在乎学校的地理位置，离家越远越好。
陪祖母看奥运会开幕式重播的傍晚，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祖母问我学校在哪个城市，我告诉她在苏州，江苏省。
“你怎么填那么远的学校？”祖母像是在问我，又像是自己感叹了一句。
当父亲得知录取我的那所学校一学年的学费是2万3千元的那一刻，便断言这是骗局或者传销。在开学的前一周，他亲自去学校考察了一番，没有什么能证明录取我的学校是假的，他很失望。他说我不去复读，是因为我怕死，又说我3年的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至少得10万块，这些钱还不如拿来给我做生意练手。
与其把这么多钱给我做生意打水漂，还不如让我去念书——我这么告诉他。这倒不是因我多喜欢读书，而是跟着父亲做生意，就意味着要接受他的管控，甚至接受他给我安排好的人生。只要是父亲想让我做的，不管是什么，我都反对，就对了。
母亲对我的学校或高额的学费并没表达什么意见。她仍旧像村里那些考上本科的人家那样，办了酒席。毕竟，我是村里那一届唯一的大学生。
“你姐姐在医院当护士，累死累活的，能挣几个钱？还不如人家打工的！”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父亲列举我们村的谁谁在外面开厂了，谁谁年薪20万了，说了一堆“读书无用论”的话。
见我不吭声，他换了个话题，谈起了我的学校。他说那是有钱人家孩子高考落榜花点钱就能进去的学校，学费那么贵是因为学校环境好，教学楼有电梯、空调，宿舍是4人间带独立卫生间和阳台，学校一半的老师是外国人。他叫我把英语学好，这样毕业了可以去厂里帮他做外贸生意。
到了学校门口的停车场，他望着一排豪车跟司机感叹，还好跟老板借了林肯车送我到学校，不然我在学校肯定会被同学瞧不起。
7
入学之后，我与母亲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通话频率。给父亲打电话，只有每个月找他要生活费的时候，他认为我花钱大手大脚，偶尔会延迟打钱到我的银行卡里，对此，我颇有埋怨。
我的3个室友，一个来自南京，另外两个都是温州人。她们每天会提前1个小时起床，化妆打扮。她们桌面上带有法文或日文的瓶瓶罐罐，我一个都不认得。她们的衣橱里有各式各样漂亮的裙子，会根据衣服的款式搭配不同的鞋子、口红和眼影。她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像她们生下来就会一样。所以她们和我在学校看到的其他女生一样，精致、得体。
她们也多才多艺。可以在校园歌手大赛上一展歌喉夺得冠军，还有着标准的美式英文发音。她们跟老师上100块钱一个小时的网球课，不会像我一样觉得太贵而放弃报名。
我却什么也不懂，母亲没有教过我这些，姐姐也没有教过我这些。况且，父亲每个月给我的1000块生活费，根本不够去买那些昂贵的化妆品或买网球课。
一天下午，母亲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说姐姐刚生了个男孩。我以为她是高兴，却只听见她在电话里说“我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因为姐姐的孩子没有随我们家的姓氏，比起“外婆”，她更希望小孩叫她“奶奶”。
“你姐她骗我！她一开始答应我，孩子跟我们家姓的！”母亲在电话那头数落姐姐，还叫我不要学她。母亲好像在通过电话转移她的痛苦和愤怒，可是，我并不想接收这份不属于我的痛苦和愤怒。我骗她说要上课了，挂断了她的电话，挂断了她的痛苦，可我这里仍然接收到了一部分，不属于我的那一部分。
在那个瞬间，我很开心自己在学校里，如果我在王家村的话，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接收母亲传达给我的所有痛苦。
学校全英文授课，让我备受压力。我不喜欢在小组作业演讲时展示我带有王家村口音的英文，但我又不得不克服出丑的恐惧，因为这关系到学分。可我不想让父亲觉得他在我身上浪费了钱，尽管我学习很用功，但还是很吃力，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拿到A-，大部分科目都在B+、B-之间徘徊。
可是这个学校是我自己选的，专业也是我自己选的，我已经斩断了所有的后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一次英语课堂上，老师叫我朗读一段课文。
“行了行了，”老师打断我，“我都听不下去了，都说成俄语了！”
我没学过俄语，不知道俄语是怎么念的，但老师的评价让我很难受，我满脸通红地埋下头，好似头埋得低低的就听不见同学的嘲笑声了。下了课，我跑到卫生间哭了很久，是没有声音的哭泣，因为我害怕有人听见我的懦弱。
“哎，娣娣。”我的南京室友从来不叫我的英文名，总是唤我户口本上的名字，那个代表我来自重男轻女的封建乡村的名字，她问我知不知道同学们背后叫我什么，我摇摇头。
“他们叫你村姑。”她加重了“村姑”两个字的发音，这次她没用南京普通话，而是用了标准的普通话。她常常讲方言，她说把“n”发成“l”很可爱，可当她听到我平舌音翘舌音不分、搞错前鼻音后鼻音的时候，会笑到停不下来，还顺带讥讽我一句：“我知道你英语为什么说不好了，因为你连母语都说不标准！”
从那以后，我更加孤僻了。不上课的时候，只在图书馆里待着。从王家村逃离到这美丽的城市，比姐姐和父亲工作的城市离家还要遥远的城市，从我们县城乘火车需要7个小时才能抵达的城市，却还是能让人从我的穿着打扮、我的口音里识别出，我来自那个破败的地方。
室友的话和同学的孤立，让我痛恨我的出生地，它贫穷、落后，除了繁殖，一无所有！
8
寒假回家，王家村的熟悉感迎接着我，也裹挟着我。或许是因为在学校过得并不开心，我甚至想念土灶烧出来的饭菜。我跟母亲说学校食堂的菜很甜，我吃不惯。
我往灶肚里扔了一根木柴，母亲在上面烧我最爱吃的红芋粉烧圆子。
“娣娣，你以后生的孩子要跟我们家姓。”母亲的话从缭绕的烟雾里飘过来，她说孩子的户口要上在我们家户口本上，名字要写在族谱上。
“孩子的户口在家，恐怕不能去城里上学。”虽然我才读大一，还没有恋爱结婚，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在农村里接受教育，拥有一口蹩脚且乡音浓重的英语。
母亲说家里也可以上学，别人家的小孩可以在农村上学，你的孩子难道金贵些，非得在城里上学？
母亲虽然是个党员，劳动模范，但是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王家村，她的世界就只有王家村这么大，县城是她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她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已经被祖母同化了，认为有后了，村里人就不会瞧不起我们家了。可我不会留在王家村的，我要去到更远的地方，更何况我的孩子呢？
我跟母亲说孩子可以跟我姓，但是不能在村里上学。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一脸，好像她的泪腺是个大水缸，时刻预备好的眼泪，要用的时候，舀一瓢出来就可以了。她哭着骂我和姐姐一样，都是白眼狼。
母亲汹涌的泪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加害者，我在厨房里待不下去了，急需逃离这个现场。
我去了客厅，坐在火桶上的祖母，大概是听到了我和母亲的争执。她起身，去了她的卧室。不一会儿，她从卧房里出来，递给我一个褪色的红布袋，说是给我的。
我打开一看，是小时候戴的平安牌。平安牌的一面是八卦图，一面刻着“竹报三多”四个字。这字是小时候的我没有注意到的，我问祖母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她说“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生贵子。
“你现在给我这个干嘛？”我问祖母——这可是祖母的宝贝，她总是害怕我弄丢了，所以就自己藏着。
“你姐姐的银镯子，给你妈妈拿去改小了，送给她的孩子了。”祖母慢悠悠地说。她说平安牌给我的孩子，叫我不要学姐姐嫁到城里去，应该留在家里找一个上门女婿，生一个随我们家姓氏的孩子，这样我们家才不会散。
“你要是不听话，我会死不瞑目的。”祖母说。
一想到传宗接代的家族重任落到我的肩膀上，责任重大到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对此甚是恐惧。母亲不就是被此束缚了一辈子吗？难道我还要堕入母亲命运的轮回吗？这个恶毒的老太婆，她害了自己的女儿还不够，还要来害我！
“你只会想到你自己！”我大吼了一句。
“我是为你妈着想，你妈可怜。”她轻飘飘地回答了我的愤怒，好像母亲的幸福只有我才可以负责一样。她威胁我，她利用我的愧疚感，我不会让她得逞的！我不是我的母亲，我要变成水鬼，变成比水鬼更可怕的东西，如此，才能活下去。
我“砰”地一声关上门，愤愤离开客厅的样子，与我的父亲如出一辙。
作者 | 张若水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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