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很沉痛的话: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南宋灭亡的最后一战，就是崖山之战。这一战，南宋水军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跳了海。

元朝建立，这是一个异族政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因此，南宋覆亡，在很多人心目中，不仅仅是汉人的国家亡国，而且中华文化就此亡种。

所以才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么一说。

站在胜利者的一方，能指挥这一战，自然是莫大的荣耀与不世的功勋。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这一战的指挥者，应该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蒙古人将领。

然而，并不是。

这一战，指挥蒙古军队的将领叫张弘范。他还在海边勒石：张弘范灭宋于此。

咦，不对呀？怎么是一个汉人名字？身为汉人，灭了故国，还刻字留印，这等寡廉鲜耻的卑劣行径，真不知该用何等词汇来贬斥他。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想必心情大抵如我所述。

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来看首词。

木兰花慢

混鱼龙人海，快一夕，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

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间，生死一毫轻。

落日旌旗万里，秋风鼓角连营。

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

爱铜柱新功，玉关奇节，特请高缨。

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

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

此词描写了将军出征的壮志豪情，也抒发了建功立业之后回报朝廷的喜悦。算不上脍炙人口，但其中的胸襟格局，真和岳武穆那首《满江红》有得一拼。

不用说，作者修养是很高的，家学渊源说出来更叫人羡慕得紧。他的授业恩师叫王鹗，乃是状元出身。另外一位老师名叫郝经，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儒。

至于他自己的家庭，也是威名赫赫。他的父亲是一代名将－－张柔。

既然说了作者姓张，那就不卖关子了，他的名字就叫张弘范。

对，就是那个崖山一战，让宋军浮尸十万，从此亡国的张弘范，民族：汉。

可能有的人痛心疾首了，那张弘范身为汉人要认贼作父，甘为元朝走狗倒也罢了。可王鹗、郝经，你们身为一代大儒，饱读圣贤之书，居然还去教这个衣冠禽兽，你们还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孔圣先师？

慢着，如果你这样理解，可真的冤枉了王鹗、郝经他们了。因为在他们（包括张弘范在内）心中，他们所在的北方朝廷，才是道统所在，他们的所为，是完全符合圣人之道的。

为什么这么说，先来看看我以前写的一个小段子：

历史上第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受害者

1986年，在陕西安康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有铭文九行，共九十三字。器物珍贵，上面的金文同样珍贵，对西周史事、制度的研究关系甚大。

牛爸没能力考证出个所以然来，吸引我的是其中的一个小细节。

铭文中有这么一句：“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里面提到的杞、舟，都是当时的诸侯国。前者为姒姓国，为夏后裔，初封在今天河南杞县。后者是姜姓国，国都在今山东安丘东北。

照这两个国家的来源，他们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应该是属于中原先进体系的，怎么还被称为夷？

原因很简单，他们采用了东夷的习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有晋司马女侯叔的议论：“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杜解：“行夷礼。”

想来应该是东夷有先进之处，不然杞国他们也不可能置夷夏之防于不顾，而采用夷礼的。既然发生了，肯定有其合理之处。

我觉得好玩的是以下的记叙。诸侯们看着杞国、舟国夷化了，估计是面子上挂不住了，可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看历史记载，杞国以后还是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诸侯们于是放出了大招，你既然夷化了，那我就把你降格，这样在心理上，我们中原诸侯就高你一等了。据《左传》记载，杞国的国君杞文公，就被诸侯们称为“杞子”，传云：“书曰‘子‘，贱之也。”杜解：“贱其用夷礼。”

这样看来，杞文公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受害者。

这个故事的背后，牵涉到的是儒家的一大原则：夷夏之防。用赵秉文先生的话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你就算是华夏诸侯，只要你搞满意的那一套，我就只能把你当蛮夷看待。反过来，就算你是蛮夷，只要你认同我们华夏文化，搞圣人说的那一套，我们就认你是中国人。

金朝和南宋对峙的百年里，已经全盘汉化,接受了儒家文化，而且按照当时的国际关系，金朝和南宋并不是对等的两个政权，南宋是要向金朝称臣的。在金朝人的眼里，他们才更有资格称正统，这些人当然也包括了生活在北方的汉人。

待到蒙古灭金建立元朝，也无非是王朝历史更替的一幕重新上演一遍而已。所以在王鹗、郝经等人的眼里，元朝无疑就是“行中国之道“的正统政权。

郝经曾经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因此他教出的学生灭了宋朝也不奇怪了，别担心他有心理压力，因为在他看来元灭宋最多只能算是天命轮回，改朝换代而已。

时间再往后，元朝不满百年而亡，但在它覆亡的时候，还有很多汉人士大夫愿意为之守节。比如，那个十分著名，号称“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年”的刘基刘伯温，一直是忠于元朝，积极为朝廷谋划扑灭农民军的。可惜吏治腐败，朝纲败坏，自身反被人一直构陷，万般无奈之下才投了朱元璋，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箪食以迎王师。

到了明朝建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颁布诏书开科取士，虽然对元朝还是要痛加贬斥一番，但也不得不承认“前元待士甚优”。

显然，这个“待”，是建立在双方都认同的儒家规范之上的。

所以，再回头来看看张弘范所为。在他看来，在他老师们看来，是完全符合儒家规范的。

但是，对这个规范的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各并不统一，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我这篇小文，你看看就好，不必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