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是取经第一人
二、取经者联盟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开拓期，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说，佛教思想在当时开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碰撞融合，逐渐产生了许多中国化的东西。季羡林老师曾深析佛教历史，他评论道：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300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个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个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季羡林《季羡林谈佛》）
这里提到的支谶（支楼迦谶）、支谦、竺法护都是月氏国人，安世高是安息国人，他们在东汉至两晋时期来到中国，将许多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汉语，在初期传道中功不可没。
季羡林老师说当时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不但是指佛教在民间有了信仰基础（法显父母将法显送到寺庙躲避凶灾就是很好的例证），更是强调佛教思想在知识分子间也迎来了“佛教研究热”。释道安、释慧远以及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都不断地发文章、搞论坛，使佛学思想在“学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试想当时如果也有《百家讲坛》这类的栏目，佛学可就是其中很“潮”的大专题了。
不仅如此，“佛学热”也让一些平时沉默的学者或修行者心里直犯痒痒。
这“心里痒痒”的人就包括法显。法显“低调”了大半辈子，虽然也通晓佛理，但从来没有以一个“大师”的身份招摇过，当然更没有上过《百家讲坛》这类官方的宣传机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折不扣的“草根学者”。
“草根”并不代表没有真功夫，自古就是这样。法显虽然没有搞过什么大规模的研究，但据他自己的阅读经历，常感觉当时的所谓经典很多都是残缺不全的，《祐录》中记载说“（法显）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他的心里渐渐埋下了西去取经、探求真正的完整的佛学思想的想法。
取经，这可是大事，毕竟之前没听说过有哪位大德去西方天竺取过经，张骞、班超、甘英的故事也都过去了几百年，谁也不知道西域发生过什么变化。当时在民间，人们对西域、对天竺的概念还相当模糊，而西域的黄沙漫天、胡人、怪物，估计也只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取经这事绝不能草率，法显想着，怎么办呢？不行了找几个人组个团前去吧？一个人去没把握，人多了大家也能有个照应啊！
没错，组团，搞个“取经者联盟”，这想法还是很“时髦”的。正所谓“孤胆难取经，佛法不独行”。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过六十的法显找来了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从长安出发，开始了取经之行。走到张掖（今甘肃张掖）这里，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大家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取经联盟”小队西进至敦煌，还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进而顺利西出阳关，勇渡“沙河”。
当时的“行”是名副其实的“行”，法显他们越沙漠、翻葱岭全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西域的环境当真是相当恶劣：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法显《佛国记》）
人迹罕至，方向难辨，尸骨指路，这是法显对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东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的描述，僧祐的《祐录》里也有相似的记载。所以，法显他们的旅行，不仅需要强健的体力，更需要超人的意志力，很难想象作为领头人的六十多岁的法显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历经无数艰辛翻过了葱岭，队伍进入了鄯善国（今新疆若羌）。法显众人在这里终于见识到了真正的西域国风，也接触到了西域佛教。当时西边的佛教部派之争风行，而法显他们只奉行大乘，加上语言不通，所以有时候会受到其他部派的排挤，这是取经队伍里的和尚们始料未及的。
环境不熟，交往不顺，使取经团队陷入了困境。
不久，团队里便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继续西进中天竺，有人则认为就近学习就行了，于是队伍逐渐分裂。先是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了高昌（新疆吐鲁番）搞赞助，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地区），接着在北天竺的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慧达、宝云和僧景参访了佛迹以后便离队返回中原，慧应和尚则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了。
这样，取经队伍便只剩下了法显、慧景、道整三人。
然而磨难还在接踵而来。三人翻越小雪山时，遇到了突然袭来的暴风雪，本来已经生病的慧景终于熬不住了，他临终前对“带头大哥”法显说：“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我是不行了，你们可要好好坚持，总要有人完成我们的理想啊！
抱着慧景的尸身，法显悲痛万分，这位倔强的老人不禁伤心落泪，“本图不果，命也奈何！”我们的目的地没有到，你，怎么能先去了呢？
终于，法显没有让逝去的慧景失望，他和道整两人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周游中天竺，并成功取回了“三藏真经”。
其实，法显带回的不仅有“真经”，还有他根据取经经历所写的《佛国记》，这个我们下篇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