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特征，使他这一介书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
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湘军留下了一连串耻辱的战败记录：1854年，湘军遭遇靖港大败，刚刚建立起来的水师被太平军重创，曾国藩险些跳江自杀；同年年底，湘军又遭遇虎口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1855年，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发动西征，横扫江西全省，湘军被驱赶到南昌，困守孤城。
这一系列的惨败都给湘军很大的打击，但是湘军和曾国藩并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屡败屡战中一点点吸取作战经验，并逐步发展壮大。到太平天国灭亡前，湘军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20万人的规模，汇聚了像李鸿章、刘坤一、丁汝昌等军事将领。同时曾国藩也基于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为湘军制订出了对付太平军的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结硬寨，打呆仗”，也就是用堑壕战对付太平军的运动战。当遭遇太平军时，湘军尽量不去做正面对抗，而是立刻开始挖堑壕，利用工事和壕沟瓦解太平军的机动灵活战术。
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以及他从空想家转型成为政治实干家的过程。
面对动荡的政治环境，曾国藩非常渴望通过个人努力让老化的帝国机器重新动起来，至少也要为自己的湘军提供必要的支持，于是曾国藩就拿出对付太平军的那套策略来同皇帝和同僚打交道。为了获得地方支持，他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
后来被罢官给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忠心为国，但是为什么始终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呢？所以在回到家乡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在官场的处事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找出《道德经》《庄子》和《南华经》这些道家和佛教的书籍来读，帮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当然读书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他心态变了，开始站在第三方角度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年轻时深受儒家熏陶，后来又带兵打仗，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治兵治民，这儒家、法家两种思想体系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僵化和严酷，而且性格上又太“巴蛮”，做事强硬，所以在旁人眼里，曾国藩做人做事都缺少必要的宽容和弹性，其他人自然就很难与曾国藩达成共识。长此以往，他就成了官场上的孤家寡人，被人给排挤出去了。
当曾国藩重返官场之后，他一上来给人的印象就是脱胎换骨。
首先，是他跟同僚和皇帝打交道的态度变了，多了一份谦退和理解。刚刚上任的时候，他逐一拜访了湖南各级官僚，一开口就是要向对方请教。他跟咸丰帝打交道的身段也柔软了很多，他明确表示以后向皇帝递交奏折还是通过正常的官场渠道，换句话说，他连专折奏事的权利都不要了。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原本僵硬的关系也逐渐缓和。
曾国藩的财务情况
曾国藩每年的年薪、养廉银，还有清朝官场的陋规累计下来应该可以让他有一百八十万两的盈余。但是曾国藩去世后，他统共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两，只有1%。后来这笔钱也在给曾国藩置办丧事后全部花光了，所以曾国藩一生的财务收支最终是一个零，他没有靠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为自己攒下一分钱。
曾国藩为什么还要贪污受贿呢？这是因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场上跟别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场潜规则，但是这些灰色收入绝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处事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当曾国藩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高洁的问心无愧的圣徒；而当他面对整个官场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圆滑的务实的政治实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