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真是有缘，两度到开封地界，每次都有机缘拜会黄河。
第一次是晚上，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顺着车灯撕开的夜幕隐约看到宽阔的河面，耳边水声轰隆，很有气势。第二次运气好了许多，大白天，能见度高，不仅可以一睹母亲河的容颜，连河对岸那些归属新乡市的麦田也一览无余。
漫步在黄河岸边，有两道景致别具特色：一个是以河鲜招徕顾客的水上餐厅，由稍大吨位的轮船改造而成，或停泊于岸边，或漂游于河面，若能置身其中把酒言欢、踏浪而歌，想来很有意境。另一个是河堤上那些码成长方体、排列整齐、堆放有序的石块。无需打探，谁都明白这是防洪储备物资。
防洪抗洪对于开封这座历史名城而言，实在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开封头顶“悬”着一条飘忽不定的黄河！防洪是否得力，抗洪能否奏效，直接决定着开封城的前途命运。
开封因黄河而兴，亦饱受水患之苦。据记载，自北宋以后，随着持续改道与南移，黄河与开封之间的距离由数百里逐渐缩短到明清时期的数十里，加之决溢漫流不时发生，开封城多次遭受到黄河水患的侵扰。仅清代，黄河在开封辖区内就决溢78 次，其中16次还发生在开封城郊，尤其是1841年的那次黄河决堤，河水围城历时八月之久，给开封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除了天灾，人祸引发的水患同样给开封城带来灭顶之灾。这当中，臭名昭着的历史人物有两个：一位是秦国一统六国的主要将领王贲，为达成军事目的，竟然引来黄河大水淹没魏国首都，使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城市大梁（今开封城）一下成了废墟。另一位则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军攻打开封三月未果，掘开黄河大堤将整座城市淹没于水下，全城36万人仅2万余人逃生，繁华都市变成人间地狱。
正如有人感叹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象开封一样屡遭水患，仍能一次次崛起；洪水带给了开封无穷无尽的灾难，把无数的风流故事掩没于地下；开封的每一次兴衰，都与洪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次次水患，一次次被淹，造就了开封“城摞城、墙摞墙、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等独有奇观。1981年，工人们在清理龙亭东湖淤泥时，意外挖出了明代周王府遗址。继续往下挖，在8米深处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之后，考古工作者刨根问底、顺藤摸瓜，发现开封地下3至12米处，上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城池，其中 3座国都、2座省城、1座中原重镇。这6座城池，自下而上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除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城略偏西北外，其余几座城池，其城墙、中轴线几乎都没有变化。从此，“开封城，城摞城；地上城一座，地下城几层” 的说法广为流传。
对此，学者这样评价道：“作为八朝古都，像开封古城这样叠压的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自战国魏之后，历经唐、宋、明、清，六座地下城不仅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两千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更镌刻着开封曾有的辉煌、悲壮与失落……”
与古开封其他被掩埋于尘土之下的古迹相比，位于今天开封市北门大街的铁塔绝对是个幸运儿。此塔高55.88米，八角十三层，始建于公元1049年（北宋皇佑元年），素有“天下第一塔”之称。900多年中，铁塔历经37次地震、18次大风、15次水患，一直巍然屹立，堪称奇迹。
当地人讲，铁塔原来建在一座山上，雄踞山顶，傲视全城，后因开封城数次被淹，新老交替，城上筑城，原本位于山顶的铁塔地基越来越低，如今再登塔顶，已无“一览众生小”的优势与气魄。
开封之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郑国君主郑庄公选择这里修筑储粮仓城，便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到了公元前156年汉代景帝时期，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遂将启封更名为开封。
可能是受水患和地下城池的影响，提及“开封”这个地名，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另一个词——“尘封”，并由此联想到的一句短语——“尘封的开封城”。
尘封的开封城？这样的说法，对于当下正在大力恢复古迹、全力发展旅游的开封来说，或许不那么公允。游客爆棚的清明上河园，气势磅礴的实景演出《千回大宋》，千年古刹大相国寺，以及天波杨府、包公祠、开封府、龙亭等复古景观，似乎都在经历和见证着开封城的逐渐复兴与繁荣。
尽管开封给我的整体印象不错，但从其八朝古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考量，今日开封的发展建设水平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市政基础建设，包括旅游开发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服务质量，与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和旅游名城相比，开封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解决好开发与保护、彰显人文底蕴与遏制商业气息过浓等关系，想来是包括开封在内的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应当直面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017年5月24日草于河南开封，7月28日改于河北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