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变化是巨大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 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1279）。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
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它们作注，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作的注。
在汉朝儒家获得了统治地位，主要原因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渊博的学识，使其成为著名学者；他精深的思想，使其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朱熹把程朱理学中的“理”说的更加清晰，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即有理。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和真理。新儒家用“极”这个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也应该有一个终极的理。朱熹称之为“太极”。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
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缘故。
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入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