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又输了一天的液，我觉得脑袋已无大碍，便向医生申请岀院。尽管医生一百个不乐意，还是勉强答应了我。
我也知道医院里清静，我也不想回到那个浑浊的世界。可是真的没办法，明天我的工地就要开工，听说市住建局的领导也要来参加奠基仪式，我做为项目的负责人绝对不能缺席；再说凌霜也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问候我，实在有些顶不住了。
第三天上午，我早早便办了岀院手续，提着一大包医生给开的消炎止痛的药，我先到医院附近的超市买了一顶帽子，盖在脑袋上的网罩上，然后到酒店开上我的车向工地走去。
阳光不燥，微风正好。在医院呆了两天，今天开车走在路上，突然发现外边的世界也不是那么污浊不堪，天上的鸟儿仍然那么悠闲，路边的柳树也抽岀新芽，学校门口的学生仍然朝气蓬勃。
文强，书林，凌霜等已经在工地等候，凌霜见我戴着帽子，问我脑袋怎么了，书林也好奇地问我今天怎么戴顶帽子，只有文强笑而不语。我说不小心碰了一下。她又关心地问：“碰得严重不？我看一下。”我马上躲开说没事，一点皮外伤。
凌霜看一下周围的人群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虽然凌霜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但我知道她内心一定充满狐疑。
凌霜刚说罢，我的电话就响了，我掏出来一看是乐乐，马上挂掉了，真不知道这个小太妹此时又添啥乱。我心虚地看一眼凌霜，凌霜也正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怎不接电话呢？”凌霜的目光满是怀疑。
我说：“推销保险的接他干嘛！”
我的话音刚落，口袋里的手机又响起了，我一看还是乐乐，我又看一眼凌霜，凌霜正用挑衅的眼光盯着我。为了不让凌霜有所怀疑，我只能大大方方接通了电话：“你有啥事吗？”
乐乐生气地说：“你说过两天教我拳击，今天都第三天了，怎么还不来教我？”
我说：“我是说过，过两天教你，但是这个两天，并非是确切的两天。”
“那是几天呢？”
“我现在正忙，有时间了一定教你，行吧？”说完我又挂了电话。
装起电话，我发现凌霜仍然在盯着我，我马上解释说：“我战友家亲戚，非要让我教她拳击，真烦死了。”
“我听见了，你不用给我解释。”凌霜仍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住建局的领导说九点准时过来，可是现在九点四十了，还是不见踪影。书林气愤地说：“要不，甭等他们啦，他们在这里也是聋子耳朵，毛用没有。”
我说：“人家是领导嘛！总得拿岀点领导姿态来，哪里能和我们小民一样，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说干啥就干啥。噢！对了，我让你准备的中华烟买了没有？”
“买了，买了，买了五条。”
我又嘱咐说：“在领导离开车时，偷偷放在领导车上，必须保证每人一条。”
书林有些不耐烦地回答：“知道了，知道了，又不是第一次干这活儿，你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
十点钟，天气突然起风，干净的马路上立刻就被树叶和枯草攻陷，文强不得不又派人去打扫，被派丢的几个人中立刻有人发牢骚说：“今天都第三遍打扫了，他们到底啥时候来呀？”
文强说：“春天风多嘛！让大家受累了，他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文强安排完毕又走到我身边问：“用不用打电话问一下。”
我说：“人家是领导，打电话去问不礼貌，再等一会儿吧！”
文强又压低声音问：“你的脑袋怎样了，奠基仪式结束是不是还得去医院？”
我也低声说：“不去了，在医院输的也都是些消炎止痛药，我让医生给开了些消炎止痛的药，在家里吃也一样。”
十点二十，一辆商务奔驰缓缓向工地驰来。甭问，肯定是领导的车。中国的领导就这点好处——好认，不像外国的领导，像老百姓似的。
我和文强等马上迎了上去，苟局长和两个副局长，还有一个叫不上名字的领导，相继走下车来，与我们一一握手。
接下来的事情便很公式化，苟局长讲述了几句老生常谈的祝福语，我们报以热烈鼓掌。讲完后苟局长又拿着我们提前准备的铁锹，往奠基石上盖了两铁锹的土，仪式结束。然后苟局长与我们握手告别，坐上车一溜烟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