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小飞

早年间在镇上的中心小学读了三年书，村里也有小学校，身为一个文化工作者，父亲对读书还是比较重视，觉得镇上的教育质量相对还是高些，就把我送到了镇上。

小学校在镇子的外围，学校大门，朝着大街，两扇门非常高大，木制的还是铁质的，记不得了，印象中总是没关过，进了大门，就是两排校舍，学校的房子都是带屋脊的瓦房，土坯打底，外面抹着夹杂着麦秆的泥，弄平整了，墙面上用油漆画着各种标语，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词，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什么的，有的墙上还做着黑板报，时时更新。学校里都是泥土地，下雨天会积很多水，校舍用地基垫起来，为防止雨水流进教室，会高出地面一些。地基上，教室墙外会有一段空余，上面有房檐挡着雨，形成了个天然台阶，一到冬天，朝阳的那一面，会坐满了大小学生，趁课间的时候，出来晒太阳。有些互相玩得比较好的，就在台阶上，靠着墙，喊着号子互相挤，挤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教室里一间大屋子，泥土地，大致弄平，从附近河里搬来的石头，敲开后，因地制宜的排列起来，表面用土垫平了，抹上泥浆，就是讲台。教室的窗子没有玻璃，到了冬天，问学生收点钱，买上些油布，一个个糊起来，又透亮又挡风，夏天再撕掉。便宜又实惠。课桌倒也整齐，统一制作刷漆，凳子却要学生自己从家带来。那时候，奶奶从家给我找的一个黒木大凳，又稳当又结实，椅面平滑光亮，上面还有一个弯，坐着很舒服，至今让我无法忘却。

学校有个后操场，设置在学校的围墙外，泥土地弄平了，放着几个篮球架子，打了三面土墙，另一面连接在镇外的一条小路上。操场与校舍区一墙之隔，安了个小木门作为通道，周末为了防止闲杂人等进入学校，小木门是上锁的，那时候觉得镇上的学校就是正规，现在想想那低矮的围墙实在可有可无。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是所有学生最为兴奋的时候，体育老师前十分钟带着做做广播体操，后半个小时就是自由活动了，女孩子围在一起聊天，男孩子就溜出去，顺着道路到镇外的小树林里掏鸟蛋，摘柿子。操场西面的围墙是砖墙，又高又大，后面是是镇上的影剧院后院，有些胆子大的趁着放映电影或者外地剧团来演出的时候，翻过围墙翘课去看，演的什么也不重要，主要是偷偷摸摸那种刺激感和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时候的自豪感。

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镇上人少，也没多少学生，一个年级一个教室，也没有班级的概念，有些教师就是边务农边上课，缺老师也缺课本，于是自习课就很多，农忙时候，老师回家干活了，留点作业就任命个班长看着大家做自习。那时候班主任老师住在镇上的居多，班长一般也都是镇上的。各村来的土学生看着镇上的小孩儿衣着打扮，一举一动都透着洋气，觉得人家是城里人，自然高自己一等，对这种不公平待遇没人说啥，反而觉得天经地义。老师不在，班长自然就是班里的王。印象深的有两个，一个长得高大威猛，被任命后觉得自己很光荣，对老师的要求不折不扣的执行，上自习课的时候，老师要求都必须老老实实趴在桌上写作业，那但凡有人出气重一点，都会招来班长一阵喝斥，于是大家都很怕他，有个小子尿急，一堂课没敢说，结果尿了裤子，下课时候被人发现，惹来大家一阵哄笑。还有个班长是个捣蛋精，身边纠集了几个小帮凶，老师说啥都听着，老师一走，教室里就成了他们的天下，指使这个，指使那个，谁不听话，或者看谁不顺眼，就上去锤几拳。人家人多，也没人敢反抗。有次小班长尿急了，不想去厕所，就让几个小帮凶围着，在教室的墙角撒尿，还让班里的女生把眼睛闭上，还好班里是泥土地，吸收的快，老师进来也没发现。

学校围墙边有一排小平房，是教师们的宿舍兼办公室，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个无比威严的存在，连走近门口的勇气都没有，有时候小孩子三三两两的从旁边过，会把其中好欺负的一个趁其不备推到某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门口，看着他狼狈的逃回来，一帮小屁孩哈哈大笑。离教师宿舍不远有个水龙头，离地面很高，下面用水泥筑了个小池子，一方面是住校教师们的生活用水，一方面也是学生们的日常饮用水，那时周边村镇刚安上自来水系统，水都是用水泵从地下抽上来的泉水，没有怪味，也没漂白粉，一到中午，水池周围就围满了小孩子，挨个趴在水龙头上喝水，前一个喝完，后一个拿手随便抹抹，接着喝。到了周末，学生放假，老师都回家了，水龙头就用个铁盒子锁起来，防止镇上的居民过来占便宜。

印象最深的是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学校没有会计，到了开学季，交学费的家长齐聚学校，收钱的窗口就开在体育老师办公室的窗户上，从本来就不大的玻璃窗户上，又划出一个半圆形的小窗口，学校200多学生，每人学杂费100元，都收上来，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巨款，看着办公室门口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上课时候高大威猛的体育老师，蜷缩在里屋的椅子上，露出半个脑袋，认真点钱的样子，旁边还站着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校长，真是觉得太正规了，村里的小学，就两间瓦房，课桌参差不齐，两个年级还得在一个教室上课，那见过这样的阵势。

学校有个语文老师，个子很矮，比一般的小学生高不了多少，但行动敏捷，声音洪亮，某次镇上赶集，母亲来学校嘱咐我中午休息时候去集市上找她吃饭，还没到下课时间，隔着窗户就大声喊我，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正在课堂巡视的语文老师大吼一声：“上课呢！叫啥叫？”，吓了她一大跳。事后跟人说起来：“他个子那么矮，还不站讲台上，在教室里来回走，这一眼望过去，我还以为学生都在上自习，没老师哪。”镇里老式的课桌都比较高，凳子也高，小学生坐在上面基本都是腿悬空。隐藏在学生群里，那老师确实很难被发现。语文老师家里开个小店，卖什么记不清了，总是收很多零钱，比如一分两分的钢镚儿，攒多了，就排列整齐，从作业本上撕张纸包成个圆柱状，叫个学生过来，到学校大门口的烟摊上帮他买包烟。当时觉得，老师就是老师，真讲究。现在想想，许是觉得，一分两分的自己拿出去有点不好意思。

学校东面，筑了几道矮土墙，和离墙几尺，高出地面不少的玉米地的地基，组成了一个简陋的厕所，一到下课，这里就成了人最多的地方。一次课间，从玉米地里爬下了一条黄黑相间的蛇，因人多势众，几个高年级半大小子并不害怕，捡起地上砖头瓦块一阵猛打，那蛇慌不择路，钻进了玉米地侧沿的土洞里，钻进一半的时候，有个愣头青一把抓住蛇尾巴，拼命往外扯，那蛇也拼命往里钻，一时之间谁也拽不动谁，那愣头青掏出个随身带着的削铅笔刀，在蛇身上开始划，把蛇尾巴划得鲜血淋漓，正待吆喝同伴一起帮忙，忽然上课铃响了，只得放生了那条蛇，轰然散去。现在想想，真是凶险。那种颜色的蛇，一定剧毒，而且从粗细来看，已经成年了，如不是被一帮人众吓破了胆，猛然回头咬一口，以当时的农村的医疗条件，那愣头小子还真是生死难卜。

很多年过去了，再回老家时，镇子的规模已扩大了不少，小学校还在原址，但早已不复旧日模样，翻盖起了崭新的教学楼，换了电动门，铺了水泥地，校园里种满了花花草草，学生也比以前多了很多。当年的小班长，捣蛋精，小帮凶，愣头青们早已为人父母，不知他们的孩子是不是还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他们会不会给孩子们讲自己当年的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