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Adam Nayman
来源：The Ringer
原文链接：https://www.theringer.com/movies/2023/7/21/23802231/oppenheimer-review
当然，克里斯托弗·诺兰会想拍一部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电影。他的电影存在于掌控和受虐的交叉点上，而且常常表现出色;他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那些试图设计出万无一失的机制的人，悲剧地事与愿违。自从《记忆碎片》这部完美演绎的存在主义侦探故事——这仍然是他对自我装置的囚徒意味着什么的最清晰的研究——诺兰一直在稳步增加他的自我毁灭寓言的规模，无论是将他的焦虑与坚固的类型结构联系起来，如《致命魔术》、《盗梦空间》和《信条》，还是将超级英雄的比喻(蝙蝠侠系列电影)结合起来，再加上斯皮尔伯格式的迂回进入乏味的战斗纪实片。但是，即使是《敦刻尔克》中滴答滴答的悬念策略，最终也只是一个不锈钢容器，用来装它的制作者通常关注的主题——即，在一个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世界里，诚信的道德和效力。套用迈克尔·凯恩在《黑暗骑士》中的话说：当有人只想看着世界被烧毁时，你如何拯救世界?
罗伯特·奥本海默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充满火焰的世界的噩梦场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美国普罗米修斯》是诺兰剧本的基础，它引用了古希腊寓言故事，讲述了一个骗子偷走宙斯的雷声，用它来破坏人类文明，结果却被抓住，并被判在痛苦中度过余生。很容易看出这个傲慢和折磨的故事是如何适用于奥本海默的，他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名声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模糊和最受唾骂的人物之一:一个预言世界末日的先知，让他的同胞和他们的敌人敬畏上帝(或更大的东西)，一个为国际科学界赎罪的殉道者和替罪羊。诺兰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很容易证明奥本海默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他从自己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开始说起，这一描述巧妙地将这部以他的名字拍摄的电影的神话般的努力置于背景中。除了必不可少的奥林匹斯寓言，奥本海默在戏剧化一个臭名昭著的、相当奇怪的情节时，还大量使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隐喻。在这个情节中，主人公秘密地将液态氰化物注射到一个苹果里，这个苹果被提供给了他在剑桥专横的导师。奥本海默不只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他就像亚当、夏娃和蛇合二为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即使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滑稽地饰演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带着一口流利的丹麦口音出现，也不会破坏这个场景。
奥本海默的全明星阵容，包括数十位著名或熟悉的演员，围绕着西里安·墨菲饰演的主角而展开。这种阵容的奢华体现了诺兰对规模的迷恋，而电影的优点和缺点都源于导演对素材的需求，他需要将其延展并膨胀成史诗般的形式，以响应美国陆军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的宣言。这位组建了曼哈顿计划的将军在计划开始时，高声宣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
从结构上看，这部电影和诺兰设计的任何电影一样繁复，这说明了一些问题;除了《盗梦空间》的梦境逻辑和《信条》的时间夹击手法，我们现在可以添加一种严格原子化的、颜色编码的横切形式，它从亚伦·索金和奥利弗·斯通的漫画中穿过，进入艾伦·摩尔的《守望者》漫画中那种梦幻般的、神经通路式的全知形象——特别是在悲剧的部分中奥本海默启发的曼哈顿博士；同时拥有多个时间线的能力也让他在心理和情感上都支离破碎。
诺兰与一流的剪辑师，将《信条》整合在一起，设计了阿里·阿斯特（Ari Aster）恐怖电影中的跳跃恐慌，并为《犹大与黑色弥赛亚》赋予它独特的旋律的詹妮弗·莱姆（Jennifer Lame）合作，采用了双螺旋结构，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在20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对量子力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发现与20年后他最终被驱逐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原因是一场未经公开的政府听证会被设计成一种人格暗杀行为。在此期间，奥本海默与他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交往，其中一些人已经怀疑他们注定会成为他故事的注脚。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曼哈顿计划的起源和成果，包括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进行的所谓的三位一体试验，该试验令其动摇的建筑师将自己比作死亡天使。就好像诺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挑战:把所有的社会、历史和名人形象都包括在内，让人们想看一部关于奥本海默的电影——包括他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友谊，以及哈里·杜鲁门对他的斥责，他嘲笑他是一个“爱哭鬼”——但在最令人困惑的配置中，这种复杂性反过来又证明了诺兰独特的创作方式。
奥本海默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天赋超群的学者在自己的天才的压力下崩溃的可能性，以及管理一个昂贵的资助项目的要求，诺兰值得称赞的是，他是为数不多的好莱坞电影人之一，拥有免费的资源，学会了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在制作一个(商业)炸弹。不管你怎么说他在各个层面上都需要一流的巨人，但至少他愿意在一系列异化效应上冒1亿美元的风险。很难想象另一部如此规模的美国电影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讨论共产主义组织的来龙脉络；这实际上只在大卫·芬奇的《曼克》中出现过一次。除此之外，人们也很难想象去如何反思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或意识形态。喜剧演员汉娜·加兹比（Hannah Gadsby）肯定会觉得墨菲扮演的奥本海默凝视毕加索蓝色画布的那一幕是自我反思式的，它暗示了实验美学和致命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在以美国政治权力的走廊为背景的场景中，诺兰期望——或者说要求——他的观众能领会其中的典故，而不是填鸭；唯一的例外是对肯尼迪的滑稽粗暴的提及，属于《行尸走肉》式的拙劣模仿。
诺兰不愿把自己的角色塑造得特别可爱；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奥本海默其人。墨菲的奥本海默是一个双重存在的人，除了少数几个最聪明的同事外，他的过人智慧把他与所有人都隔开了，然后他又因为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及其意义的麻痹而与自己分开了。通常情况下，诺兰的电影最成功的地方是当他们深入到英雄们千变万化的矛盾中——就像休·杰克曼在《致命魔术》中死里逃生的表演技巧——起初墨菲捕捉到了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封闭而又无限的思想世界里的兴奋。他在一个接一个的演讲中摇摆不定，把自己与在世界另一端工作的科学家们进行比较，他狂热的合群精神具有传染性。诺兰剧本最聪明的地方可能是，它既传达了对复杂到不可思议的科学突破的兴奋，又穿插了对这些突破最终应用的恐惧。
随着奥本海默的滔滔不绝，墨菲开始掏空自己，从他那双发亮的眼睛开始，在他听到广播报道广岛当场蒸发的同时，他的眼睛中的光亮消失了。作为对技术的展示——身体和行为的控制——墨菲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的表演最终还是有点过于研究或不透明了。作为一个几乎总能从演员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导演，诺兰让墨菲诚心诚意地工作；在他的要求下，他把奥本海默的焦虑深深地埋在心底，以至于他变成了一个密码，迫使对话过度补偿。
在另一端，小罗伯特·唐尼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扮演了一个莎士比亚式的超级反派，他饰演美国商人、慈善家、未来的联邦权力经纪人刘易斯·施特劳斯，他在奥本海默被任命为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期间与奥本海默不断争吵。除了让”钢铁侠“扮演现实世界中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建筑师这一非常机智的角色外，唐尼的表演也稍微超出了他那机智的舒适区：按照诺兰精心设计的剧本，施特劳斯的参议院听证会与奥本海默自己在袋鼠法庭上的羞辱穿插在一起，让奥本海默的机智还不如爬行动物，导致了一个非常精确并致命的爆炸半径。说《奥本海默》被设计成一种外带剧透并不是剧透，在第二小时的结尾，三位一体的测试出现了一个虚假的，但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和反常的“令人满意”的高潮，然后在最后阶段投入到全面的室内戏剧中。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不再强调壮观，转而关注意识形态和后果;另一方面，这是有风险的，假设在被IMAX大小的蘑菇云和螺旋式火柱的表现所攻击后，人们仍然有耐心去解析或关心政府的白领雇员让人暴躁的人际关系动态。
诺兰在接受Wired杂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部恐怖电影”。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像在剧院座位上安装了蜂音器的老派惊悚大师威廉·卡塞尔，谈到在爆炸场景中的词汇可能会让观众感到内心不适。恐惧是主观的，每个人的触发点都是不同的，虽然悬疑、恐惧和启示都是诺兰擅长的，但恐怖——从约翰·卡彭特到克莱尔·丹尼斯再到黑泽明等导演以不同的方式掌握的那种——却不是。伟大的恐怖是不可思议的，无法抑制的，无法解释的，诺兰并不擅长在无意识中召唤图像。
甚至当他真的在拍一部关于梦的电影时，他的场景布置仍然保持着纯粹的几何和有序，更像是视觉错觉艺术大师埃舍尔的作品，而不是描绘人性之邪恶的耶罗尼米斯·博斯。即使他在《奥本海默》中运用了真正的恐怖电影效果，效果也出奇地微弱:既不够微妙，不足以达到真正的艺术效果，也不够恐怖，不足以达到廉价的哗然效果。《奥本海默》完全比不上詹姆斯·卡梅隆在《终结者2：审判日》中描绘的世界末日。闪烁的插页旨在表示奥本海默波动的脑电波，这让人想起《生命之树》中的抽象插页——但永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三位一体试验之后，士兵们把他们的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装箱，准备送往太平洋战区，这一幕让人想起了《夺宝奇兵》的结尾，但没有了它那种令人生厌的摩擦。
如果说批评诺兰在某些方面不够诗意、率性、幽默似乎有些不公平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承认，他的一些标志性作品也让人感到厌倦。证据一:对于一个以精心制作和自我放纵的电影而闻名的男人来说，他奇怪地决心成为亨利八世一般的导演，在男性角色发展的祭坛上仪式化地牺牲配偶。作为奥本海默在加州校园与激进政治分子调情时遇到的注定要失败的恋人，弗洛伦斯·皮尤在电影中有30秒的性感和趣味，然后脱衣跨身在墨菲身上，上演了自《慕尼黑》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电影场景。至于扮演他妻子凯蒂的艾米丽·布朗特则一直在抱怨一些事情，无论是她丈夫在家庭舞台上的缺席，还是他在二战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是一个阴郁、吃力不讨好的部分，远不如布朗特在巡回媒体采访中讲述的有条不紊的墨菲每天只吃一颗杏仁来保持他的角色瘦弱的存在感那样引人注目。
最终，《奥本海默》的命运与这位明星苍白、活死人的存在有关:尽管诺兰在最后一幕加快了剪辑节奏——收紧了时间线之间的视觉和戏剧相似性，直到它们似乎重叠——但重点还是在墨菲的颓丧、棱角分明的被动上。基蒂想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不为自己辩护，而他的越轨行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夸张的——将永远被记录在案?“难道没有人会说实话吗?”她想知道。虽然诺兰煞费苦苦地指出，奥本海默的迫害在技术上与约瑟夫·麦卡锡同时代的共产主义猎巫行动是分开的，但很明显，他的电影更多地是在评论冷战的戏剧表演，以及那种把拒绝绝对主义世界观的人变成被遗弃者的偏执气氛。
诺兰是否认为他的传记片成就卓著，深思熟虑，但却莫名其妙地平淡无奇，这是一部更大的讲述真相的行为，这有待推测，但正如最后几段所表明的那样，他不能原谅。相反，奥本海默最后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即有些事情超越了谴责或宽恕——它们只是成为生活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为了它们的创造者。不管奥本海默是想看着世界燃烧，还是想阻止这种自焚的发生;是他放的火，他得承担后果。我们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