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轩

我是个南方出产的小伙，我所在的小山村，地处广西桂平的一个角落，地虽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就是从这里发起，当然却并不在我们村，我去过那地方，和我的小山村别无二致——小山川、小盆地、小平原，乃至水田、森林，哪一样少的了。我们还有红土，热血，热情，胆汁质，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善茬。红土归红土，这里依靠着红土，甘蔗是盛产的，有时候感觉生活得像蜜一般，甜得都不认识自己是了谁，还有南国的各色热带水果——龙眼、荔枝、火龙果……以至玉米、花生、黄豆、水稻，一点也不含糊，广西东南的“鱼米之乡”，难怪当年太平军以此为基地，进退有据，险峻的紫荆山，天然的大屏障，最适合躲避官府的耳目了。

北回归线从此穿过，这里一年四季倒是一个样的，夏长冬短，四季常青，绿树成荫，看不见草长莺飞，看不见草叶枯黄，春有花开夏有果，秋无落叶冬无雪，四季交替却并不很明显，不像北方这般，四季分明。小山村的冬天大致从此，而北国的冬天肃杀、萧瑟，有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或“万径人踪灭”，也看不到大漠那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宏大场面，我独觉得她是温柔的，细腻的，至于别人喜不喜欢，欣赏不欣赏，我管不着，在我心中，家乡那个小山村，就是最美的地方，我怀念那红土，我怀念那水田，我怀念那甘蔗，我怀念那青青的丰富的菜园，怀念那老水牛，怀念那老水井，怀念那带给我一切童年幸福记忆的一切人、一切事。

外婆家就在邻村的一个小山坡上，前有水塘小溪流过，后有数亩良地，或种甘蔗，或置花生、玉米，又有南瓜、八角瓜、芭蕉树、龙眼树、火炼树，品种甚是丰富，连同邻居家在内共有五六户在此居住，房子四面有大片青竹环绕，密密匝匝，枝叶交错纵横，冬暖夏凉，皆靠了这一大墩竹子的功劳。因此环境清幽，清流见底，于居住最为相宜，远远望去，似南海普陀观世音菩萨的紫竹林，整个一排房屋都掩在了清幽修竹之中。按说此处应当出产长寿之人，但到我母亲这一代，这规律就断了去。

我外公算是个长寿之人，驼背，屈得得有九十度，编竹篮、竹筐，但凡一切能用竹子编织的东西，皆拿手绝活，至于为什么这么驼背，我却不得而知了，也许年轻时习惯不好，也许是干活所致，或许我母亲会知道些端倪。外公八十岁那年，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时我还上初中，些许懂得了些事，据母亲说外公是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的，或许，这是上天对他的最后的眷顾——在小窗幽竹当中平稳地度过一生，然后平静地结束一生。

外公与外婆有三个儿子，具体有几个女儿我倒并不大清晰了，我母亲算是最小的孩子，因此我见了他们都得喊大舅、大姨，从来不知道小舅、小姨是什么滋味。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三舅舅，二舅舅也没有印象了。

母亲说，三舅舅很早以前就因病离开了人世，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三舅妈哭得死去活来，大家都劝她改嫁，不要误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但她也真是坚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受委屈，硬是一个人将三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个中滋味，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三舅妈给我的印象也都是和蔼可亲的，对小孩子很好，人很勤劳，又极朴实，持家有方，膝下三个子女也都成人，对老人又极体贴，子女们受到良好熏陶，对待老人也是极孝顺，比之其他家的小孩懂事早，从不乱花钱，常主动帮着三舅妈减轻负担，因此上上下下很是受街坊邻里待见。

二舅舅我可能见过一面，但那是我很小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于二舅并没留下任何印象，据说也是因病去世。去世的时候，小孩也都懂事了，因此也没甚不放心的。二舅妈和三舅妈一样，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子女拉扯大，压力也不见得要小，孝敬老人，勤劳朴实的品质，也是一样不少的。因此我心中对这两位舅妈也都是一样地尊敬和体谅。

三兄弟中唯有大舅还算幸运，他叫忠诚，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几十年，健健康康的，干活持家，种地修房，几乎样样精通。他一人就能管十几亩田地，种稻种甘蔗，管菜园果园，编竹篮竹筐，做扁担做农木工具，深得我外公的真传。赶牛、用牛、养猪、养鸡、养鸭，我没有见过他不会的。毫不掩饰地说，他是个“全才”。我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大舅小时候已经显示出这种“天赋”了，十里八乡找不出一个能跟他相比的男丁，村里边人有什么也都找他去帮忙，什么簸箕坏啦、犁头松了，找他帮着修补修补，哪家电路出问题啦，一准找他，且三下两下就能搞定。有一年，村里农具更新，村委会弄了几台小型的收割机和犁田机，这东西新鲜啊，农民们以前哪见过这样先进的东西，说明书又都看不懂，一个个都傻了眼，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急的抓耳挠腮，村委会主任已经准备打电话让技术师傅来村里亲自走一趟了，突然有人建议说，

“找忠诚咯！他一准得会，又念过职业学校。”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说“找忠诚”。于是村里很快就把大舅叫到了田里，让他鼓捣鼓捣。大舅二话不说，一屁股就坐了上去，先让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他推一把，然后猛的打火，一连打了几次，终于开动了，大舅驾着犁田机，两手扶着操纵杆，脚板蹬着档位，从田的这一头开到另一头，只见他脚板不停地换档，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两手拉着杆，左右摆动，机头的那两只大刚轮，深深地切入柔软的水田的泥水里，将土弄了个底朝天，一来一回，再来再回，这样几个来回以后，一亩田就犁毕了，大舅始终不说话，下来的时候，裤腿往内翻卷着，一长一短，衣服上裤子上，脚上都溅满了泥，就连戴的蓬大的草帽上面都沾上了几滴泥，真真一副泥人的样子。围观学习的大叔大伯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都称他“能干”，大舅也不说话，就笑笑，就让其他人上去试驾了，他自己在旁边指导。有个小伙儿没开过这家伙，不知怎么换档，怕掌握不了方向，大舅就跟他说，

“这东西很简单，你开过摩托车就知道，比摩托车还简单，就是机头重了些。多开就熟悉了。”那小伙就大胆地坐上去了，没开几天，就能自己当师傅了。

后来“找忠诚”这句话就成了村里的一句口头禅，谁家有个大问题小问题的，第一个找到的总是他，他也乐得帮衬一把。舅妈有时候不大乐意，埋怨他自家的活儿还没干完呢，倒到别人家去找麻烦，大舅默默地不回她，然后突然间来了一句，

“这村里村外的，哪个没点子事儿呢，帮帮也是应该的。”舅妈有时也懒得跟他争。

大舅身体一向健康，从小到大没有染过什么大病，身板也很结实，他总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出门永远是一条灰色或青蓝色棉裤，一件蓝布中山上衣，脚顶一双解放鞋，肩上挂着一条白色的毛巾，不过可能是使久了，那条毛巾也渐渐地泛了黄，头上永远戴着一顶白金色的草帽，不过那是暗金，有点像泥土的颜色，又比泥土色轻，土里土气的，帽檐可大了，平时能挡太阳，下雨了还能挡一阵子雨，村里人都喜欢，集市上也都有这这种草帽卖，价格相当便宜，三块钱就能置得一顶，有时一块钱商家就卖了。我小时候在家里放牛干农活，也都戴这种帽，舒服，实在。

大舅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操持完家里的，还得顾及田里的地里的，又养有鸡鸭猪，自己的还不算，还得帮着弟妹们打理打理，一年到头，没得几日歇的。

舅妈又不管事，对家里的活和外头的活都不大走心，每日吃完了就喜欢往村东头的小卖部里凑热闹。这附近倒像个小集市，卖肉的，卖米的，卖烟酒的，都有，因这里有三条岔路，分别通往三个不同的地点，还兼做交通中心，每日都有不少班车、面包车、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打这经过，或作临时站点，等车的、下车的、买东西的、赶牛车来榨花生油的，一天到晚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十里八乡管这叫做“三角地”，因来往的车辆个行人多，平日里总是满天黄土沙尘，两边的黑色砖瓦顶都覆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土，路边的甘蔗叶树叶上都沾满了黄沙，若一辆大卡车轰轰地开将过来，路人都要回避，否则就只能吃一顿泥尘。走的车多了，泥路也就不好走了，本来平平整整的，后来干脆坑坑洼洼了，这一个积水潭，那一个积水潭，下雨天更了不得，但凡路过的行人，鞋上裤脚上必然添上几滴淤泥。我是深有体会的。后来听说村里有人在市里做了领导，便拨了款，把全村的泥路都改造成了水泥路，这里的“三角地”才得以告别过去漫天黄沙的历史。

三角地旁边还有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小学校门旁边有几棵大榕树，最大的一棵直径长达五六十米，高达五六层楼，真正称得上是榕树之冠。这树不仅高大、挺拔，枝叶繁茂，而且树冠大、树形好，是其它任何榕树都不及的。无论什么时节，它都是那么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青翠欲滴。它实在是秀色可餐，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美丽的天然盆景，古人有歌云：“榕树参天木，千年逾古稀。枝繁形若盖，叶茂影如衣。气度实堪慕，从容志不 移。龄高当益壮，犹在雪霜时。”其主干粗犷，足足得五个成年男子手拉着着手才能把她团团围住，据说这树龄已达千年了，村里人把她当“神树”，逢年过节，香火缭绕，谁家有个孩子满月了要祈福，一定得到这里认认真神，绑几个红丝带，祈求神树的保佑，谁家要乔迁新居也会来这里磕几个头，上几柱香，祈求风清水顺。总之，不论婚丧嫁娶，红事白事，总少不了要供奉这棵千年古榕。因于此，村里人就把祠堂建在了古榕的旁边。

高大的榕树，长出无数气根，犹如小姑娘的辫子一般，又如几个挂下一蓬蓬茂密的胡须龙钟老人，懒洋洋地挤在一起打盹。古榕树根如蟠龙，皮若裂岩，像个百岁老人，捋着长须。枝干的数目实在太多啦，枝上又生根，根又生出无数小根，小根接着又生出无数更小的根，有相互缠绕着的，有垂到地面上来的，看着像一把巨大的竖琴。夏秋季节，天气炎热，而古榕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给村里人提供了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村也有一棵大榕树，树龄也有几百年了，但见了这棵，还得恭恭敬敬地叫声“太爷爷”。

舅妈通常来的地方就是这。最近几年村里边赌博风气日盛，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从南到北，凡有商店的地方，必然有赌桌，打牌的、搓麻将的、数玉米粒的，花样百出，没有一丝重复，我都快数不过来了。下象棋的已经很少了，十里八乡，找不出几个，一问，说是下棋太慢，跟不上扑克麻将的节奏。的确，那打在棋盘上咚咚的走棋声确实不如搓麻将那般有旋律，听起来似乎也更悦耳些，伴着麻将声的还有人群的咒骂声、抱怨声、吐痰声，声声入耳，什么“他妈的”、“扒灰了，手气真背”、“我胡啦”、“给钱给钱”……太多了，我实在数不过来，听着也觉得恶心，然而舅妈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偶尔也跟着附和几句，因为她不会打搓麻将，又不会打牌，只能站在人群外边，踮起脚尖，歪着身，背着两只手，头伸得跟长颈鹿似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牌桌上的一举一动，她人又矮又胖，一米四几酱紫，却盯着个水桶般的身体，肥肥的赘肉几乎把她除头脚以外的身体都给占据了。有时候只好跳到长凳上，还是歪着身子，背着手，两眼直勾勾地顶着牌桌，不住地叫好，旁边有不少跟她一样的大妈也在做着一样的动作，可是她实在太胖了，圆滚滚的，一不小心，就“啵”的一声从凳子上倾斜而下，连带着那张可怜的摇摇欲烂的小竹凳，被她这么一整，瞬时间摔得稀巴烂。她可能是很想赌一把的，可能是没有太多的钱，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出了新玩法，数玉米粒，规则简单，容易上手，就是放一堆玉米粒，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由庄家五粒五粒地划分，分完为止，以最后所剩粒数为准分单双数，参与的赌客下注，五元十元二十元均可，赌得不大，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然而舅妈最喜这类玩法，既摆脱了自己的“看客”身份，又能过一把赌客的瘾，便是输几把，也心甘情愿了。最初的玩法是这样，但听说最近又出了新的玩法，至于怎么玩，我是不大懂的了，或许舅妈在这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了，她在这方面应该最有“发言权”。毕竟，赌博这个行业，发展也是即为迅速的，舅妈以她“多年混迹”的经验告诉我，你越喜欢越感兴趣的东西，进步就越明显，“数玉米粒”当然不在话下啦。

每到农忙时节，白天店里的赌客就少了许多，也听不见那太多的吆喝声嘈杂声了。舅妈终于也能够歇息歇息，每每忙完地里的活，吃完晚饭，就跟人探讨“数玉米粒”的技巧，她自觉得很有心得了，每次都张着大嘴巴笑，露出一排凌乱的泛黄的牙齿，以为下次一定能大捞一笔。后来农忙结束了，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舅妈就又急不可耐地匆匆往店里赶，决定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结果每次都是不温不火，渐渐地怀疑起人生来。但是仍不甘心，每日就知道待在店里琢磨“数玉米粒”的黄金法则，乐此不疲。有时候家里做好了饭叫她才一一不舍地从店里抽身回来，一步两回头，显得回家吃饭也是很难为情的事。大舅从来不管她，家里的大小事务，舅妈一概不管，大舅心实，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干完，有时大舅也会说她几句，舅妈就是不理不睬，大舅也就只好作罢了。村里人凡提起舅妈，都说：

“阿忠嫂子，你真是快活咯，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什么都不要你做。”

舅妈有时候不好意思了，只是咧着大嘴巴笑，说，

“哪里的话，家里的活不多，阿忠一个人就干得完了。”

因此村里的好多大妈无不称赞大舅人心厚，老实，而说舅妈命真好，嫁了个好男人自己还不用干活，继而慨叹自己命苦，抱怨自己的男人天天混在赌桌上搓麻将、打牌、数玉米粒，自己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舅妈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裂开大嘴巴笑，一排凌乱的牙齿凹凸有致地显在空气中。不知她作何感想。

母亲常说很心疼大舅一个人撑起那么大的家业，而舅妈却只是会跑去店里“数玉米粒”。渐渐地，我也心疼起大舅来。

大舅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外公还在的时候，外婆身体还算很硬朗，精神矍铄，她自己种菜，自己挑水，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而外公则闲时编些竹筐竹篮草帽，做一些木工，帮着儿孙晒着谷物。外婆腿脚也很利索，走个十几里山路大气不喘一口，因而常常来我们家走动。自从外公去了以后，外婆就一个人自己过了，也不麻烦自己的儿女。大舅时常觉得愧疚，就让外婆搬过来跟自己一处过，外婆总是说自己一个人自在。近几年外婆上了年纪，身体渐渐地不如了从前，大舅就主动把她接了过来。每日忙忘地里的活，回到家里做完饭，准要先给外婆调试流食，待外婆吃完，再服侍她洗脸洗脚，一切完毕后，才自己吃饭。晚间还要服侍老人上床睡觉，有时大舅自己亲自弄，有时他的儿女帮着他弄，每夜还要起身两三次服侍老人上厕所。舅妈对这事儿也…不甚走心，总觉得老人是个累赘，大舅有时就骂她几句，说她“狗娘养的，难道你没有父母吗”这样的话，印象中大舅脾气是很温和的，说话也很体贴，很少见他这样骂过人，还是以这么大的火气，看来也只有舅妈这样的人能这样招惹他了

按照赡养老人的义务，本来应是三家轮流照看的，但因为大舅是外婆唯一在世的儿子，大舅也就没让二舅妈三舅妈家管这事儿，只是让他们每月给些柴米油盐，外带一些赡养费，其他的一概不用他们管，因此弟妹子侄们打心里尊重他，碰到什么大事也都是跟他一处商量，不敢自己轻易做主。因此，邻里邻外对他也是交口称赞。母亲经常对我们说要多学学大舅。我曾见过村里有好些老人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而儿女们又都推卸来推卸去，嫌弃老人身“脏”，不愿抚养年迈的父母。有些干脆不理不睬，任由老人自生自灭；有些则是名义上接到家里住，实则只顾自己，不给吃不给穿，好让自己的兄弟姐妹显示“自己也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还有些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谁应该抚养老人”的问题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兄弟反目，姐妹成仇；更有甚者，儿女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因调解无效而斗到法庭上的大有人在。往往看到这些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我就觉得无比地悲哀。

因此在我心目中，大舅的形象是很高大的，胜过我的父亲，胜过一切模范。有时我觉得他才最应该上“感动中国人物”的领奖台。

在我住的村子西头有一位孤寡老人，死了老伴，自己一人住在一处又狭窄又潮湿又阴暗的小泥土屋里，屋子还漏雨，一到雨天，老人就遭了怏，不但衣服湿漉漉的，被子湿漉漉的，潮湿的天气还加重了他的关节风湿病，连行动都困难。他自己没有什么田地，村里见他孤身一人，又挺可怜的，索性就把村里最好的一小块肥田分给了他，这可能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了吧。小时候我放牛经常从他家经过，春去秋来，屋子爬满了草只能自己除，房顶坏了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地修补，有时候我真怕他会从屋顶摔下来，断了腿。他的衣服总是那几件，穿了一年又一年，从来没有换过。他有一台破旧的缝纫机，起初我见到他时衣服还是完整的，但是后来补丁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索性成了一件花衣服，红的、绿的、黄的、褐的、白的，缀在上边儿，各色都有。有时见他默默地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倚着个破旧的竹烟壶抽着闷烟，那烟丝是他自己种了晒干的；屋外用几根竹竿搭有一个简易的衣架，足够他晾自己那两件衣服了。有时我往回走，往屋内瞥了两眼，除了那台旧缝纫机，就只剩下一副碗筷，一只盘子，一只已经半锈的铁锅，一把菜刀，一个砧板，一个小菜篮了，泥墙上还挂有一顶破旧的草帽，至于内间有什么我就看不大清了，我猜可能一张小床和一副破旧的棉被，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些他老伴的回忆。

起初我认为他没有儿女，后来听说他有好几个儿女，都搬去了广东住了，留他一人孤零零地在这，好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可能是嫌弃他。又或者是那几个儿女都认为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死了。我想也是“心死了”，不然放着个大活人在这，多少年也不回来看一看——良心死了吧。

后来的日子，陆陆续续听到老人屋里传出阵阵的咳嗽声，从早到晚，不知过了多久，就渐渐地消失了。后来我上了城里，再回来时，发现老人的小屋已经安静了，野草爬满了地板，爬上来已经埋没了整个屋顶，那屋前的菜地也长满青草，竹竿做的衣架已经淹没在了一寸高的苗头里。我经过时，不禁感叹了一声，匆匆离去了。

听奶奶说，老人死后，邻家的一个叔伯就和几个人一起给他买了一副便宜的棺木，草草地葬在了山上，除了一摞高起的泥土，连墓碑都没有立上，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或许，老人这一辈子最好的享受——便是这副便宜的棺木了罢。

有时候我会天真地想象，如果老人有一个大舅这样的儿子——就好了，或许这一切就不会这样继续着。我的想法实在是很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