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史学家。他少时即爱读史，曾得左氏春秋，喜爱非常，读完后即为家人讲述，了解其大旨，爱不释手，至不知饥渴寒暑。入仕后不久，父母相继去世，服喪五年，闭户读书，写下了许多史论。这些史论以后都编进了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这可以看作是司马光修史的肇始。
司马光著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始，强调为君为臣者要讲规矩。也就是“臣光曰”所谓的天子之职和礼、分、名。他认为，君臣之礼既坏，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时时刻刻强调规矩与秩序，亦即君臣之礼，可以说是忧勤惕厉，念兹在兹。如，宋仁宗晚年无嗣，拒不立储。谏官范镇上书请仁宗立宗室近支为储。司马光时为外官，听说后致书范镇，请他以死力争，并亲自进京面谏。衮国公主嫁李玮，夫妻不和。仁宗想把李玮外放到卫州，将公主接回宫中。司马光亦力谏。终使仁宗降公主封号，打消了外放李玮的念头。等等，凡是仁宗的行事有不合规矩之处，司马光总是力谏，为仁宗纠偏。
司马光丁忧期满后，任武城军判官，后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又被荐为館阁校勘、同知礼院等职。英宗立后，进知制诰，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是一位注重纲纪、正派端方的人物，为人处事笃实精勤。他的学术指向在与经世致用。他关心国家盛衰，关注生民休戚，也关注是非细节。
因工作性质，司马光作《历年图》五卷，为自战国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可称作通鉴的大纲。又作《通志》八卷，自周威烈王至秦二世，乃是通鉴前八卷的雏形。至此，资治通鉴的架构已成。
治平二年，司马光为谏官、除龙图阁直学士。次年，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选择协助人员，编篡《历代君臣事迹》。英宗死后，神宗继位，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为该书鉴于往事，以资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作序。实际上，司马光本人以史资治的意识也是很强烈的，他的资治意识不只表现在臣光曰里，更是体现在这一鸿篇巨制的每一个字里。
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夭折后，朝廷冗官冗兵财政紧张的窘境仍未好转。宋神宗决定改弦更张，物色能革除贫弱积弊、挽救危机的臣属。而力主变法的王安石进入了神宗的视野。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与神宗富国强兵的构想不谋而合。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然而，在得不到元老旧臣的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不得不起用新人。这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入了变法队伍，也使接下来的改革措施中有不少项目远离了王安石的初衷。
面对当时情势，王安石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坚持推动新法；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张稳健缓进。尤其是理财方面，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开源重于节流；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所谓“理财”无异于盘剥，是为强国而弱民。司马光曾以朋友的身份数次致书王安石进行规劝，而王安石坚持己见。神宗起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不就。而王安石已经出任执政了。司马光只好请改徙西京御史台，自此绝口不复论事，专心资治通鉴的编著。
宋代以开封为都，洛阳称西京。司马光在洛阳十五年，潜心著史。他有三个助手，刘恕、刘攽和范祖禹。这三人都是当时闻名的史学家。刘恕承担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的编修，刘攽承担汉代部分的编修，范祖禹承担唐代部分的编修，刘恕还是全局的副手，司马光全局参与编修，全书定稿，“是非予夺，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范祖禹等三人的历史见解并不完全相同，但“臣光曰”则全是司马光一人的见解。
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他将《资治通鉴》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
元佑元年，司马光病逝。六年后，《资治通鉴》第一次刊刻问世。全书二百九十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