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丢
当我看到《VOGUE的真相》的作者不是《VOGUE》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的时候，我认为这本书一定没有多少价值。科斯蒂·克莱门茨？在出版这本书之前，这位澳大利亚版《VOGUE》的前任主编在中文网络世界里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痕迹，她可以大言不惭地来谈论《VOGUE》的真相么？我持怀疑态度。但是阅读本书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当安娜·温图尔以她特有的傲慢与偏见打造着《VOGUE》王国上最闪耀的明珠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对《VOGUE》，甚至是整个时尚圈的认识，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以影射安娜·温图尔而大红大紫的《穿PRADA的女魔头》大概是这二者之间矛盾的集大成者，我这里特别针对的是原著小说而言。我从来不认为《穿PRADA的女魔头》的原书作者劳伦·维斯贝格尔（即书中安迪的原型）是真正的时尚圈中人，不仅仅是因为她只在安娜·温图尔身边担任了一年的助理之职，在如此短时间内想要对时尚圈呼风唤雨达二十多年之久的“女魔头”有深入的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只能从“米兰达”外在的表现，例如要求助理二十四小时开机、在暴风雨天气时要求她订一架飞机去纽约等行为去做出评价，充满了职场新人令人厌烦的抱怨和自大。她根本不理解“吹毛求疵的上司米兰达”种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是怎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所作的任何评价都是肤浅且冒失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劳伦·维斯贝格尔从来没有真正热爱过时尚行业，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入错了行，所以对于他人专注、热爱并为之疯狂的东西，表现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模样，甚至以夸张和滑稽的笔法去描述设计师和编辑们对于细节的“挑剔”，好像他们是一群神经质的猴子，而在她看来什么都“差不多”。她充分地顺应了并且煽动起大众对于时尚圈的狭隘认识，打着揭露真相的旗号实质上只是满足了大众扭曲的窥私欲望。现实是很多大公司都会吞噬个人生活的时间，很多老板都脾气暴戾，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如此。我的女上司也会在发脾气的时候尖叫着把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儿骂的满脸通红，我也会偶尔跟朋友抱怨她的不近人情和神经质。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对这份工作和我的女上司心怀感激，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真的太重要了，它几乎奠定了你接下来的工作方法和习惯。我的上司显然并不是凭着尖叫就能做到一个门户类网站二线城市中业绩最好的分站主编的，但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她的喜怒无常上，你就往往会忽视这一点，只落得满腹委屈和怨愤，最后自己什么也学不到。
任何没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观点阐发只能造成傲慢与偏见的盛行。要想打破这种状况，恐怕安娜·温图尔本人的自传都没有办法。但是科斯蒂·克莱门茨和她写下的《VOGUE的真相》一书做到了，因为她站在了一条奇妙的分界线上：
一方面，她是不折不扣的资深圈内人。她为澳大利亚《VOGUE》工作了二十五个年头，亲眼看着《VOGUE》是如何在奢侈品行业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同时，一步一步成为时尚业传媒巨头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并热爱着这个行业，尽管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传统媒体受到日趋严峻的挑战，她甚至因此失掉了主编的职位。但是她丝毫没有借助本书泄愤的意思，没有让偏激的情绪毁掉公正的判断；
另一方面，她对安娜·温图尔及她所代表的时尚观念和传播理念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我判断，因此能够以圈内边缘人的身份冷静地看待安娜·温图尔和以她为代表的《VOGUE》风格。在庞大的《VOGUE》帝国里，澳大利亚版是个不受宠的孩子。2011年《VOGUE》全球主编齐聚东京拍摄全家福的时候，科斯蒂就被安娜·温图尔安排在画面后排最左边的位置，还被西班牙主编遮住了半个身子，早年间甚至她无法获得一张Jean Paul Gaultier时装秀的入场券，当她打电话给Jean Paul Gaultier办公室的时候，对方迅速拒绝了，“难道澳大利亚《VOGUE》不重要吗？”“是的，它一点也不重要。”对方冰冷而诚实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亦步亦趋地追随安娜·温图尔的时尚理念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然而科斯蒂在十三年的主编生涯中并未轻易妥协，她尊敬安娜·温图尔的能力和成就，但是她从《VOGUE》前台一步步走到主编的位置可不是为了copy美国版《VOGUE》的。她在坚持《VOGUE》令人称道的优势之外，同时也希望能走出一条本土化风格的道路。
和安娜·温图尔一样，科斯蒂·克莱门茨也没有上过大学，她们都是时尚圈里典型的传奇人物。然而跟安娜·温图尔不同的是，科斯蒂并没有从剑桥大学毕业的父母，也没有一个担任《伦敦标准晚报》主编的爵士父亲引领她进入时尚圈，她成长于保守闭塞的萨瑟兰郡，在那里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结婚生孩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使她走了出来。所以她直到今天都在说：“我并非完全痴迷于时尚，我痴迷的是流行文化，而时尚无疑是表达和彰显流行文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这是她从做编辑开始就一直在坚持的理念，用时尚去传递流行文化，我们的审美观念应该是建筑在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上。
这大概是她与安娜·温图尔最大的不同，温图尔是天生时尚迷，她的冷酷和难以捉摸皆因她的情绪波动都建立在绝对审美的基础上。例如谈到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和琳达·特里皮（ Linda Tripp）时，她说：“如果你想去告总统，最好先整个好发型 。”被问及对体态丰腴之人的看法时，她说：“我刚从明尼苏达旅行回来，说好听点，那儿的人都像小房子。 ”在温图尔的字典里，时尚被放在绝对第一的位置之上，不容置喙。
在安娜·温图尔君临时尚圈的岁月里，患上厌食症的“纸片人”模特成为众多青春期少女效仿的对象，“瘦身”成为了悬在每个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对天然皮草的热衷更是引来了动保组织的口诛笔伐。这种绝对化的傲慢与偏见理所当然地收获了厌恶和反击，《澳大利亚人报》就曾经嘲笑过《VOGUE》是一帮只会讨论指甲油之类话题的白痴，对其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科斯蒂试图在澳大利亚版《VOGUE》打破这种双向的傲慢与偏见，她认为时尚不仅仅意味着十几岁的瘦骨嶙峋的少女穿着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T台上展示的那种美，不仅仅是价格高昂的只为少数人所享有的奢侈品，更不应当只与高级定制、贵族奢华等名词连在一起。真正的时尚应该是散发着健康气息的，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时尚所带来的乐趣。
在她掌舵澳大利亚版《VOGUE》的十三年间，她关注及扶持本土新锐设计师，大胆启用土著少女做模特，并且建立了不雇用不满十六周岁模特的原则，她让“大号”模特罗宾·劳力登上封面的举措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所谓的大号模特是指她的腰围和臀围超过14码，很多高级设计师都会被设计生产14码服装的想法惊倒，他们不喜欢看到他们的衣服穿在如维纳斯雕像般丰满的女人身上，更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大码服装出现在画册上。然而罗宾“真的非常漂亮”，科斯蒂回忆到“我去摄影棚看他们拍照时，发现在场的男士们很难集中精力做事，因为罗宾实在是太性感了。”被时装部门拒绝的模特最终在科斯蒂的坚持下大放异彩，虽然罗宾一人不能改变时尚界以瘦为美的风潮，但是科斯蒂的努力也开始打破了高级时尚界根深蒂固的麻木和冷漠。融化一座冰山需要时间，如果太阳光不够强烈，就加上一把火。科斯蒂就是这么做的。
科斯蒂深深地怀念着以前的《VOGUE》，她和她的团队们喜欢以文学故事为背景拍摄时尚大片。她们在拍摄以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为灵感的作品时，查阅了几乎所有相关文献，力图照片里呈现的细节符合当时的气氛。如果要去非洲拍片，她们会读《走出非洲》、《情陷撒哈拉》以及奥威尔的《马拉喀什》等作品。时尚是一种艺术，科斯蒂坚信优秀的编辑应当在戏剧、书籍、电影、舞蹈和歌剧中游刃有余，这样她们才能够体会设计师创作服装时闪现的灵感。而不是像如今的时尚评论一样流于主观臆断，很多所谓的专家仅仅是在渲染一些愚蠢的个人观点，无法用时尚的观点和话语清楚说明问题的原因。
她担任主编期间甚至禁止做大师专访，所谓的“大师专访”和“独家”广告片幕后拍照，只不过是将记者观点排除在外的软广而已，唯一的目的就是传达公司和产品的信息。科斯蒂认为这种做法和杂志的创意宗旨背道而驰，并且深深地伤害了《VOGUE》在读者心中的公信度。但是不幸的是，这正是现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也许现在安娜·温图尔可以凭借个人影响力抵御广告商对媒体的步步紧逼和控制，可是五年后呢？十年后呢？毕竟，安娜·温图尔只有一个，而她今年已经65岁了。
科斯蒂在与广告商的斗争中落败了，尽管澳大利亚版《VOGUE》经营状况一直向好，并且刚刚成功地举办了五十周年庆祝晚宴，但是科斯蒂仍然在毫无准备之下被康泰纳仕集团宣布解雇。因为传统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收入日益下滑，读者群体日渐缩小，因此管理层作出大幅裁减编辑人员、减少开支和竭尽所能取悦广告商的决定。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加诸于科斯蒂身上的《VOGUE》式的傲慢与偏见。
科斯蒂在本书结尾时说：“我愿意相信事业的成功来自于想要做好一份工作的决心和态度，而不是那些可以暂时保住工作的目光短浅的决策。”她回想往事，察觉到为像《VOGUE》这样的超级品牌工作，坚持一个原则至关重要：理念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要贯穿商业过程中的每一个元素。必须要有一个让所有员工都能认同和理解的长远愿景，而不是“这只是为了眼下”、“这对我个人有利”，或是为了平衡预算而急于卖光所有的杂志。她依然热爱这份事业，并且想竭尽所能地按自己内心的想法走下去。只要坚持，路总会有的，让我们祝她和《VOGUE》的未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