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和尚”
曾有人调侃，要想折磨谁，就让他去学古希腊文，足见古希腊文翻译之艰。罗念生在《翻译的艰辛》中，曾如此描绘他的翻译工作：
“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梵文，一个正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三百个字形……古希腊语也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章法来。”
曾有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他单列条目，称：“无论从开创局面，翻译年数之多，数量之大，用力之专与勤来看，中国当首推罗念生。”
回看他的译作，会发现他的翻译流畅自然，注重口语化表达。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的译本也毫不晦涩，没有“学术腔”，与时下的许多翻译大异其趣。为了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作，他还特别重视注释。以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普罗米修斯》为例，剧本正文40页，而译序、原编者引言、注解以及四种附录竟有95页，译者编写的注释就有334条。
他还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套“希腊拉丁文译音表”，经过后续修改，现在仍被广泛使用。1978年至198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关于辞书出版的指示，他与水建馥一同完成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工作，填补了古希腊文辞书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于1952年辞去教职，潜心古希腊典籍译介工作。这是罗念生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时期，大量经典译著都诞生于此时。
在学生与亲友的回忆中，罗念生总和他那张用床板拼成、盖着塑料布的巨大书桌密不可分。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清苦：一缸白开水，一点面包就能过一天；总穿着一件布棉袍；买菜时“迂得很”，还会买回烂叶子，和老伴争辩说“少浪费，也对得起辛辛苦苦种菜的人”；甚至年届80岁，还搭三轮车送孙女看病。不仅书桌是床板拼的，座椅是手工捆的，台灯罩也是儿子用胶片做的。
他也曾自嘲：“我就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和尚。”罗锦鳞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父亲的一名学生因翻译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的传记获得不菲稿酬。他为此曾建议父亲，翻译些畅销书改善生活。
“他说‘不行。（翻译畅销书）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是我现在做的事，中国没几个人能做。’”罗锦鳞说：“他总是教育我们，钱够花就行了，能吃饱就行了。”
罗锦鳞也曾劝说父亲，该拿的奖、该有的地位，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罗念生回答：“那些都是虚的，过眼烟云，我的翻译和研究才是实的，对后人有用的。”
直到82岁时，一直默默无闻的罗念生才为世人所知。1986年春，中央戏剧学院公演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该剧应邀赴希腊参加国际古希腊戏剧节，由罗念生在开幕式上作报告。
希腊人这才震惊地发现，在遥远的中国，有这样一位老者，为译介古希腊经典，皓首穷经。
“比较西方欧美各国，试问哪个国家在引介西方古典学之初，曾由同一个人从原文译出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四大戏剧家的部分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琉善对话录和其他若干诗文，而且同时还编写了第一部本国语言的古希腊文词典？这是非常罕见的。”学者张治这样评价。
1988年，他被希腊最高学术机构雅典科学院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并赴希腊接受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途中身体不适，抵雅典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回国后又赶往医院。病情刚有好转，出院第二天便又伏案工作，继续翻译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斟酌，一行诗一行诗地翻译，一卷诗一卷诗地译出、誊抄，蜿蜒的笔迹似乎隐约透露出病魔作恶的阴影。”（王焕生《西方古典拓荒者罗念生》）
罗锦鳞说，父亲最后的时刻，最关心的仍是《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的日记中满是急切：“目前才知道我患前列腺癌，我的日子不多了，希望能继续用新诗体译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下半部分。”在写给学生王焕生的信中，他还关注着自己的工作进度：“自昨日起开始译Iliad第十卷最后200行，每日可译出三四十行。”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勤奋的老人机会，他最终未能完成《伊利亚特》的翻译。
1990年4月10日，他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西西弗斯没能将石头推上山顶，他的精神却被世人永远铭记。
罗锦鳞说，因为住院时间很长，本来家中就无甚存款，父亲仙逝后一查存折，只余10元。
正如学者钱理群所言：“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其余都是‘身外之物’。罗念生去世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艺术史家的话：‘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我每一想到罗老在古希腊文艺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着一个装满古希腊文字珍宝的沉重背篓，像一个苦行僧踽踽独行，在中国希腊之间来回走着，走着，眼近视了，头白了，人老了，终于昂起头，微笑着走到了终点。他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也就化成一座联系两个文明古国的金桥。”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罗念生全集》序言中，这样写道。
